陈云与中央财经工作领导机构的变迁【4】

张金才

2015年02月03日08:16 来源：北京党史

四、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到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

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并再次担起了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重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国民经济一方面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面对这种状况，如不下决心进行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便不可能健康发展，许多问题还会继续恶化，甚至将导致新的大起大落。

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们首先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 信中提出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的12人名单：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建议陈云当主任的，是“先念、小平”。[27]信的第二部分，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任务。

这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28]。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正式设立，是由7月1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29]决定的。但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从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后就开始了。这是因为1979年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紧迫、必须立刻开始工作的缘故。

陈云担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后，以主要精力主持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过调整，国民经济虚假膨胀和盲目发展的情况有所改变，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农业、轻工业发展加快，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走向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30]。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左”的错误，力主继续进行经济调整。他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关于调整问题，陈云透辟地指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1]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32]按照陈云和邓小平的一致意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由于中央态度坚决，意见统一，1981年的调整工作进行得十分得力。到年底，农、轻、重的比例基本趋于合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财政收支做到了平衡，物价也恢复稳定，国民经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有利环境。

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33]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就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陈云提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与国家计委工作重复、“财委还要不要”的问题不在这个会上议了。他认为：国家计委的主要缺点是只管工业，只要加强了计委的工作，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3月17日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34]此后，经济工作即由赵紫阳主持。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撤销后，陈云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但他仍以很大的精力指导并支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研究财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如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这些重要思想，对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之后的财经工作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 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页

[2]《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基础上组成，仍简称中财委。

[4] [7]《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361页。

[5] [17] [23] [25] [27] [34]《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1311、1360、1391、1556、1591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8] [10] [11]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104、125－127、129、130、210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269页。

[12] [15]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6页。

[13]《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261、263页。

[14]指陈云1962年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

[16] [24] [26]《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48、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