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吕正操，1905年1月4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7岁就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后被张选送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和张学良的副官。1926年随张学良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到北平后，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从华北前线南撤，吕正操则脱离东北军，公开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帜率部坚持抗战，指挥第六九一团在永定河边与日寇激战。在他的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机智勇敢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积极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战”，为我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吕正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代抗日名将。曾担任过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总局长兼政委。他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这是吕正操将军对自己的总结。今年1月是吕正操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作纪念。
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打日本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中共平汉线省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然而，平津失守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原驻河北省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县党部、县长等地方官员，纷纷奉命南撤，席卷而逃。在这危难时刻，冀中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这时，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地下共产党员吕正操，审时度势，毅然挺身而出，决心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一天夜晚，吕正操正在屋里查看地图，考虑部队日后的出路，一位共产党员军官前来对他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我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
吕正操说：“在目前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应先抓紧‘东抗’（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团结官兵，一面深入进行思想发动，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
1937年10月9日，吕正操在河北束鹿（辛集）东南耿庄接到师部命令，要他率团开往藁城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于是，吕正操就率团向指定地点疾进。
第二天下午，该团先头部队，在半壁店与正在南下的日军骑兵相遇，敌骑约五六十人。
吕正操命令所部迅速向敌展开进攻，经一小时激战，毙日军10余人，战马10余匹。敌骑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从而提高了全团官兵对敌作战的信心。
在半壁店袭击敌骑的当晚，六九一团分别进入梅花镇的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四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后，即严密防守，第一连防守镇的东面和北面，第二连防守西面和南面，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有相当的配备。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日军，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梅花镇守军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战士奋勇杀敌，经过一场激战，歼敌二三百人。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一营团团包围，但敌人始终没有突破我一营阵地。梅花镇群众对抗日部队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前头部队已经过黄河了，师长和旅长分别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不管，带领三营迅速南撤。
吕正操拒绝了这一命令，他不仅没有南撤反而带领第三营前去支援被围困的第一营。在团属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人，吕正操的部队阵亡一名连长，20余名战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不光是六九一团最大的胜利，而且也是五十三军最大的胜利。
深入敌后，改编为抗日自卫军第一营突围后，部队靠拢在一起。这时一位地下党员说：“一营突围出来了，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
吕正操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8点钟，吕正操将营连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他说：“我团的处境大家都清楚。今天师长、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请各位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
说到这里，吕正操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非常气愤，特别是一营的军官们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了！”
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跟着国民党南逃是一条死路，我们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军官们说：“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时日军正顺着平汉线沿路烧杀抢掠，疯狂地向南推进，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在此地久留。于是，吕正操看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再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和消灭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进一步商议。”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
为了防备敌人突袭，就在召开干部会的当夜，吕正操率领全团官兵，越过日军控制的沧石路来到晋县东北部的小樵镇。部队在这里休息了3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吕正操连夜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召开的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前途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此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吕正操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吕正操的话，像干柴烈火。他刚刚讲完，“东抗”队员们就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他们干什么？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遍工事，结果一枪未放就撤下来了。”
“对！逃跑、投降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恢复失地，才能打回东北老家去！”代表们纷纷发言，决心留在冀中坚持敌后抗战。
眼看大局已定，吕正操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挥师北上！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脱离国民党，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
接着，10月14日，吕正操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五十三军的一切电讯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宣布六九一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部队换上了人民自卫军的臂章，继续向冀中腹地高阳一带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扰民的杂色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有利支持下，部队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军见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壮大，并攻入平津门前，对其造成严重的威胁，随即组织力量寻机向我报复。当我军一部驻蠡县南于八村时，高阳日军板桓师团第二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将我包围，我外线部队又将敌包围，形成内外夹攻，激战终日，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全部歼灭，并生俘日军7人。之后，又在高（阳）保（定）公路设伏，毙伤敌伪400多人。
南于八村战斗之后，1938年二三月间，敌人又集中日军1000人，伪军2000多人，配备飞机4架，坦克7辆，侵占河间后继续向交河、献县地区进犯。为挫敌军锋芒，我军设伏于滏阳河之藏家桥和古洋河之八里铺两个桥口的大堤上，依据险要地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桥的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不仅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而且杀伤日军300多人。之后，我又趁机攻克河间，歼敌200多人。此役，大大鼓舞了冀中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攻占武汉后，不能再向前进了。他们不得不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争重心移向敌后，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展开进攻。华北日军由30万人骤增至44万人，敌后变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冀中的斗争形势也随之日趋激烈与残酷。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主力，但都被我冀中军民粉碎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冀中军民共和敌人进行了383次大小战斗，歼灭日伪军9414人，俘获日伪军1718人，缴获长短枪1481支，轻重机枪19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在这一战役之后，冀中抗日武装已发展到6.3万人，拥有步枪5万多支，各种机枪515挺，迫击炮和各种野炮共26门。另外各县还组织了约有5万人的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在近60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政权和游击政权。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一次次对我军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冀中军区号召全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县、无极、定县、新乐等县开展较早，收效也最显著。一年内，敌人被炸死炸伤400多人。这种被日军称之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为了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纠集3个师团、2个旅团的兵力共约5万多人，还有数万伪军，并配备3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在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全面大扫荡，妄图消灭冀中军区主力和领导机关，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造成冀中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惨状！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冀中军区全体指战员，无论处在何种危险的境地，毫不畏缩，表现了临危不惧、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有的部队一日数战，弹尽粮绝，继以白刃与敌人战斗到底。就这样，自5月1日到6月底，我军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少将以下官兵3981人，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人。在此期间，我军也受到严重损失，不少干部、战士光荣战死。他们的高尚情操深为冀中军民所敬仰，从而大大激发了人民坚持残酷斗争的勇气。
吕正操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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