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
初试锋芒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包惠僧出狱不久，便从上海回到了武汉。
包惠僧找到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负责人陈潭秋，随后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
在中共武汉区委成立的时候，还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包惠僧与陈潭秋、黄负生商定，区委的工作除发展党的组织以外，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
陈潭秋告诉包惠僧，10月中旬，地委领导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机车处工人的一次罢工，那里工作有基础。于是，大家把主攻方向定在徐家棚，并决定从办工人夜校入手。不久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开工人补习班，白天开工人子弟班。仿佛沙漠上出现了一片绿洲，补习学校吸引了这里的大部分铁路员工。不久，党组织就在这里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包惠僧一般隔天去一趟，至少也是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包惠僧又着手开辟京汉铁路工人工作。就在这时，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爆发了。
得到罢工的消息后，包惠僧立即召集区委和分部会议，决定全力以赴，领导这次罢工。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海洋里不能自主沉浮
“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大佛寺办起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专门训练从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工人员，包惠僧在那里任政治教官。这个训练班结束后，他又在国民政府训练部主办的一个战时政治训练班担任班主任。这两个训练班都是为北伐培养干部的，学员毕业后都分派到各军。
办完这两个训练班，包惠僧便闲在广州没事干，中共中央决定他到莫斯科学习。7月底，包惠僧离开广州，准备先到上海再赴莫斯科。然而，包惠僧到上海没有几天，中央又通知他回广州工作，据说周恩来给中央来了信，说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要成立政治部，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又要随军北伐，要包惠僧回广州担任这个后方政治部的主任，这样中央就决定包惠僧不到莫斯科了。
包惠僧到了广州，去找陈延年和周恩来接洽工作，方知蒋介石没有批准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计划，当然也就不用成立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须另作安排。不久，包惠僧收到一份委任他为国民政府特派员的委任状，令他陪同西北军代表刘骥等人到北伐前方工作。他们9月上旬从广州乘海船先到上海，然后乘太古公司轮船抵达汉口。这时，北伐军还在进行攻打武昌城的战斗。
按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安排，包惠僧担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西北军的几位代表也暂时安置在武汉，由包惠僧代表行营同他们联系。包惠僧一身而二任，上午到行营办公，下午到新闻检查委员会上班。
武汉三镇被北伐军相继攻克以后，逐渐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筹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筹建武汉分校的重任落在邓演达身上。他要物色一名得力的助手，负责筹建武汉分校的具体工作。随着新闻检查委员会的裁撤而空职的包惠僧，成了邓演达圈定的人选。
筹建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选定校址。包惠僧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两湖书院旧址，也就是他的母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舍。在征得邓演达的同意以后，包惠僧与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联系，把这里的全部房屋接收过来，开始改修扩建。校舍修建工程进展很快，仅一个多月就竣工。校舍刚刚建成，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个总队就开到这里。
筹建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拟订教育纲领。邓演达要包惠僧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进步人士的意见，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包惠僧以邓演达的讲话记录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完成了这个任务。
筹建工作的第三件事是招生。邓演达亲自担任招考委员会主席，日常工作由包惠僧代理。包惠僧在招生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计划名额有限，要求上学的考生太多。他不得不天天接见这些考生。但接见也只能说说道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学校不得不采取严密的警卫措施，保证考试顺利进行。通过考试，共录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
新生入伍不久，邓演达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讨论国民政府迁都的会议，行前将校务交包惠僧代理。不久，根据包惠僧的要求，邓演达电请蒋介石委任包惠僧为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很快复电照准。第一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整军扩编，迫不及待地要包惠僧就职视事，便在荆门防地代替包惠僧发表了就职通电。
包惠僧准备到荆门一师防地视事。行前，他来到行营向邓演达辞行。从行营回来以后，包惠僧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行期，陈独秀复信要包惠僧同当时正在武汉的张国焘接洽，包惠僧因对张国焘有成见没有去，不料因此铸成大错。
包惠僧到达荆门的时候，已近1927年春节，他受到全师官兵的热烈欢迎。正月初一，包惠僧和夏斗寅率部从荆门出发，移防宜昌。部队到达宜昌后，即开始整训。
包惠僧完全按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在师、团、营、连各级成立国民党组织；改善行政管理，废除对士兵的体罚；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同时，还设法将全师的给养由原来每月的12万元增加到15万元，保证给士兵按月发饷。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变。这时，总司令部已颁发新番号，将第一师改为独立第十四师。不久，包惠僧因赴夏斗寅部之前没有按陈独秀的指示与张国焘接洽，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他一气之下，辞去了在这个师的职务。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上旬，川军杨森部进驻宜昌，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欲进攻武汉。邓演达要包惠僧前去说服夏斗寅退兵。当包惠僧赶到嘉鱼见到夏斗寅的时候，进至纸坊的夏部叛军已被叶挺所部击溃。包惠僧没有说服夏斗寅。
中共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因为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包惠僧的内心是不服的，但他又不得不接受。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叛变革命，随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周恩来通知包惠僧到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工作，要他先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几天后，部队南下，向广东挺进。恰在这时，包惠僧病了，他向周恩来请求暂留南昌治病，待适当时候再去找组织。周恩来同意了包惠僧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病愈后到武昌去找组织。
起义部队南进以后，包惠僧在南昌住了50天，后辗转湖北、江苏，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到上海以后，包惠僧遇上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丁默村等人。这时他才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在南进途中失败了。于是，他便“由悲观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和这些人一起走上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不久，包惠僧开始担任《现代中国》杂志撰述。这是一个站在国民党的左派(一边)，站在共产党的右派(一边)，对两边都取批评的态度的杂志。出了11期，就停办了。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抵达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8月9日，包惠僧出席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被推选为该党的中央委员、财务委员会主席兼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此期间，包惠僧接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邀请，要他到武汉供职。包惠僧权衡再三，决定离沪赴汉。他请求邓演达暂时停止他在该党内的工作，然后，从上海跑到了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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