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起伏人生【4】

人在歧路中艰难行走

包惠僧到达武汉后，被委任为何成浚的幕下参议，支少将薪。不久，何成浚为包惠僧的事给此时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过了好久，何成浚才转给包惠僧一封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来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奉谕请包惠僧刻日晋京，并将行期电告。

包惠僧到了南京，见到了蒋介石。他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支中将薪。从此，包惠僧便来往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完全是政客的态度，官僚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包惠僧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一面为邓演达着急，一面也为自己担心。果然，不出半月，麻烦来了。这天，包惠僧在武汉接到行营转来的一封急件，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信封里装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大致内容是邓案与包惠僧有关，应立案查办。蒋介石亲笔批示:着包参议申复，无庸立案。

何成浚很替包惠僧担心。包惠僧想，躲是躲不脱了，只有硬着头皮前往南京。一到南京，包惠僧便来到中央党部找陈立夫。谈话中，包惠僧一口咬定他同邓演达只是在黄埔军校同事，是好朋友，在上海也常见面，但只谈了一些有关“第三党”的问题，没有加入“第三党”。陈立夫要包惠僧写一篇文章说明同邓演达的关系，包惠僧说他不能落井下石，陈立夫说你至少要写一封信给中央。包惠僧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事情就似乎了结了。

就在包惠僧这封信送上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本侵略军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东北全境沦陷。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第二次宣布下野。包惠僧随之调任国民党政府属官。

1932年3月，蒋介石复出，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包惠僧调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包惠僧到军委会上班，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不接受他，机要室里也没安排他的办公桌。他一气之下去找蒋介石。蒋介石说：“跟我到汉口去‘剿匪’。”这时，为了加紧对武汉周围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国民党在汉口设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

包惠僧当日便从南京出发，赶往汉口。三省“剿总”秘书长杨永泰是包惠僧几年前在上海时的朋友，他想总会有一点关照。谁知包惠僧来到“剿总”，杨永泰却说秘书处的编制没有他的名字。包惠僧问是什么道理，杨永泰说：“你是派在党政委员会任编辑工作。”后来，包惠僧才知道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名字下面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人不宜用在部内”。

党政委员会的全称是党政军监察委员会，隶属三省“剿总”，张难先任主任。包惠僧去找张难先，张难先说还没接到通知。后来，包惠僧被派到湖北党政会议任委员，到职以后，开了几天会，到鄂西7县视察了一个月，他便请假回到南京，托周佛海写信给杨永泰辞去了湖北的职务。周佛海此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从此，包惠僧便成了军委会的挂名秘书。因为不办公，他只能领少将秘书薪水对折后再打八折的工资，每月128元。如此微薄的收入，当然不敷养家糊口。他只得通过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处长邱清泉和教育长张治中的关系，在中央军校弄了一份兼职教官的差事，每星期去讲6个钟头的政治学。

1935年7月，国民党防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杰找到包惠僧，约他到该会担任编审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主编防空杂志。包惠僧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又因杨杰被何应钦排挤而去职。这几个月中，包惠僧主编了5期防空杂志，编写了一套《国民防空之基础知识》丛书，总计100多万字。

包惠僧的工作赢得了杨杰的好感。杨杰看到包惠僧在军界很难再混下去，便保荐他转任文官。1936年1月15日，包惠僧接到了一份担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简任三级参事的委任状。到1947年，包惠僧任过人口局长、户政司长等职。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