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起伏人生【5】

在思考中走向回归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包惠僧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包惠僧想：我虽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几年的事，蒋介石集团始终认定我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一个人，再跟蒋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向内政部提出辞职。

这时，不少人纷纷逃往台湾，包惠僧也办好了赴台湾的证件。不过，他没有到台湾，而是携家到了澳门。包惠僧在思考，思考下一步该走哪条路。这时，全家的生活就靠那点遣散费。可怜区区薄资，能支撑几个时日?单从养家糊口考虑，也要另谋一条生路。然而，此地人海茫茫，却举目无亲，除了家人，连说句话的人也没有。贫困、孤独、空虚、彷徨，像4条巨蟒缠绕着他焦灼的心。

开始包惠僧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他想写一本回忆大革命时期的书，提纲都列出来了，但心安不下来。后来，他在家里烦闷难受，就跑到中央酒店的赌场里碰运气，然而手气不佳，输多赢少，正可谓借赌消愁愁更愁!

这天又是一输到底。包惠僧正要离开赌台，却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许克祥!没错，就是他———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此人还是那般獐头鼠目。包惠僧听说他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又看到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心里像打破了一百只五味瓶。

包惠僧更加注意来自北平的新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甘肃省会兰州解放；青海省会西宁解放；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起义，归绥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这一则则新闻，就像一声声春雷震撼着包惠僧的心。他感到激动，感到振奋。然而，令他更加激动和振奋的还是接踵而来的另一则特大新闻———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包惠僧终于作出了“靠拢共产党”的抉择，他一口气写了一封书信、两份电文。信是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两份电文，一份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份给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给周恩来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

周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包惠僧托一位可靠的朋友在香港把信和电报发了出去。之后就是等待，等待，焦急的等待!短短20来天，竟是那么漫长。回电终于来了，包惠僧大喜过望，因为电文中分明写着欢迎他北上的字样。他领着全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停当，便赶到香港，筹资北上。

11月29日，包惠僧抵达北京。熟悉的街市，熟悉的京音，过去的情景恍如隔日，可他离开这座古城已经26个春秋了！

包惠僧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第二天，董必武请他吃饭，董必武对他说：“你回来是党中央的决定。”包惠僧非常感动，也非常兴奋。他跟董必武谈起了自己沿途的观感。他从天津和北京良好的秩序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俭朴气象和政府的严肃作风。他说这种气象不仅不能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成都、昆明相提并论，就是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长沙、广州也大不相同。董必武给他介绍了一些平、津解放后的政府建立革命秩序、整理市政、安抚流亡的艰苦工作情况，包惠僧实实在在感到了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几天以后，包惠僧接到一份请柬:周恩来邀请他们夫妇到中南海赴宴。12月25日下午，包惠僧带着妻子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宴会的除他们夫妇外，还有一二十人，都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各方人士。

宴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留一下，我还有话要跟你讲。”

送走其他客人，周恩来同包惠僧坐了下来。“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周恩来的问话带有一点埋怨，但更多的是真诚。

包惠僧此时的心情是异乎寻常的复杂———有强烈的震撼，有由衷的感激，更有深深的悔恨和愧疚。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恨不得一头钻进地底。然而，老朋友的如此真诚和坦荡，使他陡然生出一种崇高感。他仿佛正仰望着一座直耸云霄的高山。他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舒畅，那郁积心中22年的苦闷衷曲一下子倾泻出来……

谈话整整进行一个半小时。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这显然是对包惠僧那一段历史的谅解。“不过，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没有资料记载包惠僧接着说了些什么话。不过，在不久他写的一篇自传里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表明他此刻的心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觉温暖，仍然免不了惭愧。我愿意贡献我的劳力给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1950年1月27日，包惠僧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报到。他被分配在政治研究院四班三组学习。上革大就要过集体生活，包惠僧开始真有点不习惯。但他想：“冲锋陷阵的事我也干过，这点苦头把牙关一咬也就过去了。”所以，他一切都按规定去做，什么事都不敢落后于人。果然，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切都习惯了。

教材发下来了，包惠僧一看，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以外，大多数是他二十几年前看过的，甚至教过别人的，便以为这是旧戏新唱，没有什么困难。可是，一讨论发言，他便发现别人比他讲得好，自己讲得总不圆满，有时还是错误的。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离开革命时间久了，理论水平落后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还没解决，才感到学习的不易，学习态度端正了，效果自然就好得多了。

经过半年多学习，包惠僧写了一份长达3万言的《思想总结》。这是一篇全面系统的自我剖白。包惠僧对自己前半生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对每一阶段的错误及其根源进行了检讨，虽然有的地方过于简单，但他的态度是真诚的。

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包惠僧领到了一张盖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大红印章的毕业证书。车窗外几支红梅，心腑中一片春意，包惠僧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革大校园。

包惠僧从华北革大毕业以后，就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先当研究员，后任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