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4】

“七大”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关于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前后也是有变化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认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原文如此，“穴”疑为“果”字)，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而“七大”决议则认为是：“党过去所有的错误和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的结果。”

延安整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性质，又多次表示不是路线斗争。1944年毛泽东电告华中局时指出，红四军“七大”的问题，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

到了“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更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诬蔑红四军“七大”，指责朱德、陈毅等人，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理论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没有人再坚持“七大”争论是“路线斗争”的看法了。但对待“七大”争论的性质，仍然有带原则性的争论还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的不同看法。

萧克告诉我们，罗荣桓也说过，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如有的感到党管得太宽了，党管一切，党管理一切，党指导一切，这几个提法就讨论了一天。萧克说，当时“党是最高领导”大家在观念上是明确的，但“党什么都管不行”。“一切”讲得太死了。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党管一切”不是毛泽东的原话，但他说过党什么都应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慎重起见，萧克还找谭震林等老同志交谈。他们共同的看法是：红四军“七大”不是路线斗争，“七大”的争论和古田会议决议提到的红四军存在的8个问题不是一回事。

然而萧克并不要求专题组统一于他的观点。他表示：一些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强加于人，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响。我是当事人，上送报告也不要由我来签署。后来在上送报告中，对“七大”争论性质的看法，写的仍然是专题组的意见，签署人是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的李曼村。萧克表现出的这种高风亮节，使我们深受感动。

现在看来，萧克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讲的是领导方式方法之争，而不是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本质地说，大家都是要革命的，但如何组织领导革命则有不同看法和做法，这是应当允许的。在萧克看来，即使涉及若干组织原则的争论，也是属于领导方式方法范畴之内的问题。事实上，中央在“九月来信”中，谈到“朱毛之争”时，也是将其定性为“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从朱德整个讲话的内容看，他讲的“新办法”，主要指的是建军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晚年的萧克将军

陈毅是“有功之臣”，并非“夺权之士”

历史已经表明，从红四军“七大”决议到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在这场总结红军初创时期建军经验的大讨论中，陈毅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勇敢地挑起主持召开“七大”的重担。

在红四军“七大”前后“朱毛”发生分歧、党内出现争论的情况下，作为红四军“三把手”、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其处境也是较为为难的。他忧心忡忡，担心红四军分裂。他在“七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两大之间为小，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走？站在你们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对吗？希望你们两方面要团结起来才好。但是在困难面前，陈毅没有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持召开了“七大”，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决议。陈毅对毛泽东、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进行了批评，连对毛泽东、朱德在思想作风方面的“毛病”，也是对等地各列了7条，可见其用心良苦。陈毅此种做法，正是为了达到消除朱、毛之间的“怀疑”和“猜忌”，增强红四军团结的目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至于这次选举前委书记，为什么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而陈毅却当选了呢？萧克将军说过，当时红四军最有威信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毛、朱两人争论不休，又受了处分，与会代表很自然地就把票投给了陈毅。萧克说，从陈毅自身的条件来讲，给人们印象深的有3点：一是有文化修养，又留过洋；二是能联系群众，敢说敢干；三是革命坚定，打仗勇敢。因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连朱德、萧克也都投了他一票，根本不存在什么“夺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