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5】

(二)赴上海向中央全面如实汇报。

“七大”结束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前委决定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及朱毛之争的详细汇报。出席会议晚年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住所，进行长时间的交谈，着重讨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讨论红四军的领导人选时，陈毅表示自己当不了前委书记，希望中央派人去。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当李立三提出仍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陈毅担心不少人会有意见。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经过汇报和讨论，陈毅也了解到全党的一些情况，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不少新东西。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是坚定正确的，于是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按照中央的要求，陈毅还用两天的时间于9月1日写完了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陈毅用15000字的长篇幅详细地叙述了红四军的历史和近况，客观地分析了它的优点和缺点，把一个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鲜活的红四军群体展现了出来，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委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笔者见到的档案原件，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过。这表明这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作为红四军代表的陈毅之间，对红四军今后的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对维护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领导地位的认识，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陈毅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了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对红四军“七大”前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对红四军今后的工作任务作了详尽的指示。

中央“九月来信”在收入1980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时，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未将第八个问题“朱毛问题”刊出，但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基本作了披露。阅读“九月来信”，我们可以明确地体察到，中央不仅对红四军“七大”和朱德、毛泽东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更重要的是指明了解决办法和努力方向，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要求朱德、毛泽东“诚恳接受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明确规定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历史充分证明，在红四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主要领导同志，都为革命战争和红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毛泽东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原则问题把握更好一些，战略指导上“高人一筹”，非其他领导人可比。“九月来信”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红四军的建设，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三)胸怀坦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10月22日，陈毅携带“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原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接着，陈毅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给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11月中旬以后，前委又两次催促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接他。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说，问题都解决了，我都承认错误，希望你回来。11月26日，毛泽东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在会面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都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尽管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也检讨了自己的不当之处，特别是有时态度不好，发脾气，教训人。从此大家尽释前嫌，握手言好。正如后来陈毅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从此“大家团结一致，雄赳赳气昂昂走上战场，以后就立即开展了苏区的大局面”。

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同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汇报称：“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四)积极协助毛泽东开好古田会议。

12月3日，红四军主力避敌锋芒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后，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12月中旬，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

在古田，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为“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在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上，毛泽东列举大量调查研究的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10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办法，写出各个提案草案。同时，在陈毅协助下，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场上悬挂的4条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由此即可看出会议研究和批判的重点。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我们红四军在今天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是为着克服目前本军党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再者希求各位代表应积极地来发扬我们党内的民主精神，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检讨本军党内发生的一切不良倾向。

在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这次著名的会议，由于条件成熟，准备充分，只开了两天就胜利结束了。

古田会议召开后，前委立即将决议印发部队，组织学习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萧克说，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红四军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取得的胜利也更大了。

不难看出，陈毅在红四军总结建军经验的这场大讨论中，是有功之臣，贡献是突出的。1954年4月2日，谭震林评价陈毅一生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红四军“七大”到“九大”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陈毅尽管犯有错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谈到这段历史时也说：“这一点我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