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谈判的进行
华北事变不仅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也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对中共的策略上，从以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主，逐步转向军事、政治两手交互并用。
1935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在用武力继续对共产党及红军“清剿”的同时，开始注意用“抚”的一手“消弭赤化”。所谓“抚”主要是“招安”，即利用各种手段，妄图分化瓦解革命力量，以“溶共”、“防赤”。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智囊人物向蒋介石提出同共产党谈判，以实现“溶共防共”、“安内、御侮”的目的。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压力及国民党内政外交的需要，亦不得不考虑如何对共产党采取更灵活一些的策略，遂提出所谓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35年底主动派人秘密“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导致了国共两党的重新接触。这是中国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确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1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各军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利害冲突和政见分歧，都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共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表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立刻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并提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点施政方针。《宣言》放弃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要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或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宣言》的发表深受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宋庆龄、何香凝会同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之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采取了下层统战和上层统战同时并举，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主的做法。尽管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抗日反蒋，但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都没有因为既定的抗日反蒋方针而放弃与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机会，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灵活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开会讨论了如何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确定了只要中国国民党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同它联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正义立场，为国共两党开始重新接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以及潘汉年之间举行了初步谈判。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深得蒋的赏识与信任，1935年春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馆武官。同年秋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同时还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有关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蒋介石看后意识到共产国际正在改变政策，随即指派邓文仪马上返回莫斯科找王明进行接触，了解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可能性，并准备改善中苏关系。
12月，邓文仪奉命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马上开始进行紧张的活动，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王明，请求见面。随后，邓文仪通过原第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再度与王明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了解到邓文仪的基本意图之后，同意接触，由潘汉年先出面。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与邓文仪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又同邓文仪举行过多次会谈。邓文仪提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条件是：（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本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三）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1927年间存在过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独立存在。邓文仪还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将实行革新并逐步实行中共《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国防政府的10点纲领；在红军改编时，双方可以交换政工人员，以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还将供给红军一定的武器和粮食等。此外，邓文仪还阐述了蒋介石规定的原则，其核心是政权与军队指挥权问题。至于抗日区域，改编后的红军可开到内蒙前线抗战，由南京政府军队保卫长江流域。对此，王明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内蒙目前实际上并非在南京政府控制之下，这种建议是不能接受的。接着，邓文仪提出，也可以划给西北部分地区作为红军的基地；并暗示这有可能使中共建立“国际联系”；南京政府正在同苏联谈判，以获得苏联的武器供应，准备对日作战。王明认为这些问题事关重大，最好由国民党派人在国内同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商讨两党共同抗日的具体协议。此后，邓文仪将他同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的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专程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在国内同中国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谈判，并趁机恢复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1936年2月，潘汉年再次与邓文仪会面，邓文仪将南京政府签发的护照交给潘汉年，两人商定了潘回国后与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联络的办法。至此，国共两党代表在莫斯科的接触便告一段落。
从1935年底起，中国国民党主要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同中共秘密接触。
第一条，是南京方面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渠道。联结这条渠道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曾养甫和谌小岑，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和吕振羽。当邓文仪奉命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联系的时候，蒋介石在国内也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指派陈立夫主持这项工作，陈立夫指派曾养甫出面在南京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曾养甫
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铁道部政务次长，又是CC的重要骨干，深受蒋介石器重。1935年11月底，曾养甫委托谌小岑寻找共产党关系。谌小岑早年参加过“觉悟社”，和周恩来、邓颖超相识。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方面从事劳工工作，并办过多种刊物，和进步文化人有来往。谌小岑在接受任务的当晚，即找翦伯赞（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商量，翦提议从监狱里放出一二个共产党员为此事奔走，曾养甫未采纳这个建议。翦又提出写信到北平邀吕振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同意曾被聘为国民政府铁道部专员）来南京。吕振羽接到谌小岑信后，即交周小舟（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分工联系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数天后，周小舟通知吕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11月底，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就由谌小岑陪同到曾养甫家。曾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的主意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吕振羽回答可以从学生或教授中找到线索。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有关国共谈判的条件是：（1）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周小舟要吕振羽辞去北平教职留南京，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曾养甫得知这两个条件后，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要求；（1）停止土地革命；（2）停止阶级斗争；（3）停止苏维埃运动；（4）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吕振羽立即向周小舟作了局面报告。
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带来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1）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2）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4）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5）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6）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针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周小舟还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在合作抗日的形势下，只要国民党实施适合工农要求的适当政策，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调整阶级间的关系，我们为着战胜日寇，加强国内团结，实行战时阶级休战；（2）国民党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暂不没收地主土地；（3）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4）在组成国防政府的情况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方面领导人签名盖章、用墨笔写在白绸子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每封信均附有《八一宣言》。
鉴于周小舟带来由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亲笔签名的信件，国民党方面开始高度重视与周小舟等人的商谈，并决定正式向中共代表提出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该四项条件是：（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促进联俄。六七月间，周小舟第三次去南京，以正式代表身份与曾养甫会谈，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及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条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红军的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后来，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成书面材料。7月，曾养甫对吕振羽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由他和张冲去陕北。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无法实现。为此他托谌小岑转一份密电码给吕振羽，告知今后可用武汉电台与陕北直接联系。此时南京方面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对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已不重视了。8月，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取走所有材料和密电码。10月，中共中央通知北方局，以后同南京方面的谈判统一于中央，以免步调参差不齐。
中共北方局同南京的谈判虽然未达成具体协议，但这次谈判沟通了国共两党的思想，使南京方面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条渠道的开拓者是宋庆龄，秘密使者是董健吾。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商量，要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们选中了董健吾。董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宋子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素有来往。1936年1月，宋庆龄邀请董健吾到自己的寓所，当面交给董一封信和其他物品，要他送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到西安后，与同样负有沟通国共两党联系使命的中共党员张子华（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和豫鄂陕边区特派员）不期而遇。由于遍地冰雪，无法进苏区，于是他们找张学良要求协助，张学良表示诧异，并去电南京核实此事，几天以后派飞机送董健吾等至肤施（延安）。2月27日，董健吾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他们。董健吾进苏区后化名周继吾。第二天，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此时，中央红军已渡过黄河东征，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在山西前线石楼，周恩来则和刘志丹部队在折家坪附近。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要博古和董健吾等人一起去石楼，讨论和国民党联络问题，也要周恩来参加。但是董健吾急欲回上海复命。3月4日，张、毛、彭致电博古，同意董先回上海。同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董健吾于3月5日带了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董健吾的陕北之行，很快被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正凯知道，郭立即向阎锡山报告，阎又马上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感到难堪，就收回了财政部给董健吾的委任状。董健吾的使命就此结束。
第三条渠道是谌小岑在打通第一条渠道的同时，又通过翦伯赞和左恭（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建立了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联系。
1935年11月底，谌小岑和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左恭是中共地下党员，得讯后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报告，介绍了一位假称中共中央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这个假称姓黄的同志，就是张子华。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的同意后，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赴陕北苏区。张子华到瓦窑堡后，博古单独接见了他，张子华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冯玉祥、胡汉民、陈立夫等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介绍了陈立夫等正在寻找同共产党中央举行谈判的动向。
1936年3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前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子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就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专门作了研究。4月中旬，张子华和冯雪峰一起从陕北返回上海。月底，张子华到南京，向曾养甫提出要了解南京方面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5月下旬，谌小岑将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的四条，抄了一份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曾养甫向张子华传达口信，约中共主要负责人见面。张子华于5月底再次到瓦窑堡。
6月初，张子华带了几封周恩来的亲笔信返回南京。7月，曾养甫请张子华再往陕北，送一封信给周恩来，信中表示“盼两方面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屏除政务来宁一叙至所盼祷”，并口头表示，邓颖超来也可以。
8月27日，张子华携信第三次返抵保安。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9月1日，周恩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修书，表示“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张子华携信于9月20日到达广州，陈立夫交待此问题由曾养甫解决。
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见面，曾养甫提出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见面。28日，张子华发电向中共中央报告曾的意见。中共中央在10月9日才收到此电文，复电称：双方停战后，才可考虑周恩来去谈判。
10月15日，张子华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书面汇报。这次，张子华还从广州带回国民党方面答应的四个条件：（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曾养甫声明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条件。10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看到这四个条件，认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向蒋方交涉，由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未能成行。
9月1日，中共中央发电给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潘汉年为中央谈判代表，与陈立夫直接面谈，其他几条途径逐渐停止活动。
10月初，潘汉年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到上海。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谈，张冲也在坐。潘汉年将周恩来致陈氏兄弟、蒋介石的信交给陈立夫，还根据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阐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该协定提出：（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三）必要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需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和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也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四）国共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五）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方案，陈立夫不置一词。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其他都好办。潘汉年严肃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陈立夫再次强调蒋介石的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潘汉年明确指出：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潘汉年与陈立夫的晤谈，由于蒋介石坚持收编立场，且不允停战而毫无进展。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调动260个团的兵力大举进攻，红军被迫奋起自卫，国共两军在甘肃境内黄河以东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时间内战烽火再起，国共关系又陷入紧张状态。
11月16日，陈立夫第二次邀潘汉年去南京会谈。19日开始谈判，陈立夫说：蒋介石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言，并要潘汉年把上次会谈时蒋介石的意图电告中共中央。潘汉年将预先抄好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给陈，并说这是中共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之参考。当谈到曾养甫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四个条件时，陈立夫抵赖说：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过。双方相持不下，会谈陷入僵局。21日，潘汉年将此次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为了迫使蒋介石从根本上放弃武力解决的幻想，11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发出《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同日，红军于萌城以西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之第二旅。21日，又在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陈立夫又派张冲到上海，向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12月1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并全体红军将士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其“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2月8日，中共中央又电示潘汉年，继续争取停战谈判。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严肃指出：红军仅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方面，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我们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由于国民党没有合作抗日的诚意，会谈已无法进行。
1936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最后虽陷于僵局，未达成任何协议，但由于双方多渠道、多层次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加深了国共双方之间的了解，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两党代表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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