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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共谈判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准备

2015年05月26日11: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以华北事变为转折,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华北事变前的一再妥协退让朝着准备抵抗的方向转变,开始加强全国的战备,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开始了国共合作的谈判。

(一)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形势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作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表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作为中国国民党“救国建国惟一之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问题。大会通过的20多个提案中,大约1/3着眼于或者涉及加强国防设施、准备抗战等事项。随着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转变,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抗日准备工作,在艰难中起步。在国防建设方面主要的抗日准备工作有:

第一,整编全国陆军,扩建空军和海军。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之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

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和海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至1936年底,空军从1934年的8个大队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700余名。1936年,还与意大利合办了南昌飞机制造厂。1934年海军部曾把一个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3个舰队,大、中舰艇100余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且各舰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担任警备。

第二,构筑国防工事,整理江防、海防要塞。从1935年年底开始,国民政府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木材临时构筑。构筑程序是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的构筑全面展开。到七七事变前,浙江、山东、河南、晋绥、察冀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淞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甬、宁镇、鲁南、豫北、豫南、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建,从1933年起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第三,确定战略大后方,成立国防决策机构。根据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实际,确定并建设战略大后方是中国抗日准备的一项重要任务。1935年蒋介石视察西南各省后,指出了川、滇、黔三省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随着西南各省的渐趋统一,国民政府开始了对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设工作。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议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1人,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政府的国防决定机构开始初步调整。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划分国防区域。国民政府在《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兵力部署,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其中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粵桂区,并规定各区陆军应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完成作战之种种准备。《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将全国划为四大区: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警备区:包括皖、赣、湘、桂四省;其余各省为绥靖区及预备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六个国防区指挥部,一个预备军总指挥部。

以上抗战的准备工作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的来讲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有的方面在后来的抗战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为了准备抗战,国民政府还力图加强经济建设,统一全国财政。改变中国财政经济的落后混乱局面,奠定长期抗战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中国抗日御侮,救亡求存的基本工作。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第一,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决议设置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从事于建设方案之研讨及实际材料之收集。12月4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指出“此实救亡图存,根本大计”,较为明确地把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了起来。这个运动,使经济和国防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第二,建设国防工业。1935年4月,将原参谋本部所属的秘密国防机关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委会,活动范围从制订防卫计划转变为从事实际建设,成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结果,资源委员会于1935年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投资27120万元兴建冶金、机械制造、燃料、化学等企业。1936年国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拨给资源委员会法币1000万元,使其计划得以正式实施。到全面抗战爆发,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已达23个。

第三,加强公路、铁路建设。为利于战时大量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国民政府在交通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也较为显著。1934年修筑了西北之西兰、西汉公路,此后又扩及甘、晋、新、绥、川、滇等省。至全面抗战爆发,共筑新路11.1万公里,其中1/3以上已铺路面,全国公路网大致完成。铁路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935年9月同蒲路通车,1936年陇海路由西安延到宝鸡,1936年7月苏嘉路完成;1937年夏浙赣路全线通车,粤汉路也南北接轨,西南、东南诸省交通彼此贯通。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由1927年的8000公里增至13000公里,其中1935年后完成的约2000公里。

第四,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敷作战之需要。

尽管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抗日准备有许多弊端,如造成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等等,但它后来在支持抗日、服务战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进行抗日准备的同时逐步调整外交战略,积极寻求外国援助。在对日交涉中,也开始由过去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变得日趋强硬。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35年底至1936年底,在以调整中日关系为中心所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国民政府对日本提出的以“广田三原则”为核心的一系列无理要求,基本没有再作重大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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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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