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宣言》中还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为了促使中国共产党出兵抗日，以减轻国民政府军队的压力，蒋介石也同意重新与共产党代表谈判。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在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继续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上，坚持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不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红军统帅机关的名义上暂时作了让步，在人事任命问题上则坚持了“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蒋介石这时虽已决心抗战，但仍对和平存在幻想，因此对中共的提议反应冷淡，谈判未获结果。
7月21日，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上海。27日，周恩来抵西安，同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转达蒋介石催促红军出动到前线抗日的意见。周恩来说：红军出动抗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南京必须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28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
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接着分兵四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路沿平绥线、同蒲线攻山西；一路由平汉线南下，进犯中原；一路沿胶济线取青岛；一路沿津浦线南下，直扑徐州。在此等严重形势面前，蒋介石不敢再拖延，开始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
8月1日，张冲急电周恩来，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3人速去商讨国防大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蒋介石于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谈判。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抵达南京。12日，国民政府又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并设立国防参议会。为加强军事指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作战区域为河北和山东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战区域为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后蒋介石兼任，作战区域为苏南和浙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作战地区为福建和广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后李宗仁继任），作战地区为鲁南和苏北地区。
8月13日上海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军队一部坚持华北持久战，特别要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牵制日寇，求得上海会战的胜利，又派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
8月29日，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离开延安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翌日抵达西安，并与蒋鼎文会谈两党关系问题。蒋鼎文答应从即日起通知各方，今后不再称共产党为“伪党”，不再称红军为“匪军”，以后有关行政、民运、党务问题均与林伯渠协商解决。
因周恩来等前往太原，中共方面参加南京谈判的代表改为博古、叶剑英。谈判于9月中、下旬举行。这次谈判所涉及的问题较多，有边区政府问题，红军改编遗留问题，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八路军出征抗日问题，办报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等等。
在谈判中，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终于就国共合作抗日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1）同意中国共产党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红军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后发表，并由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2）同意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后不久改为正副总司令）。（3）关于红军出兵抗日问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作战，不作正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方针。此外，同意由中共派人到其他边区传达改编方针；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同意立即分批释放在狱中共党员；同意红军3个师主力于8月下旬陆续开赴前线等。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仍称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全军编制共4.5万余人。
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是中国共产党真诚与国民党合作，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表现；也是国民党最终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剿共”政策，彻底转向抗日的体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赴国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无疑大大促进了国共两党进一步的合作。
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虽然对中共仍有所指责，但亦表示愿“接纳”全国各党派，“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共同御侮，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对于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预言：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言，已被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所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中国团结抗战的光辉旗帜。
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鼓舞了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奔赴抗战前线的信心和斗志。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释放出狱后，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由于国民党重新回到联共立场，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从原来的反蒋抗日转为拥蒋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竭诚拥护国共两党携手抗战，并对此寄予厚望。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约抗倭泯恩仇。历史的车轮将经过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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