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日斗争【2】

（二）社会各界、各团体的抗日斗争

工人阶级一直是抗日斗争的先锋。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卢沟桥和长辛店地区的工人，就立即动员起来，支援抗战。廊房事件发生后，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平津失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抽调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当日军向平汉、正太、同蒲路进袭时，沿线的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成千上万的工人直接参加了工人游击队、决死队和八路军。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上海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

上海沦陷后，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成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也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

工人阶级还在工业内迁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在敌机频繁轰炸下，奋不顾身地保护机器，抢救国家物资历尽艰险，使内迁工厂大部分平安到达内地，及时地恢复生产。在日军飞机对重庆等城市的大轰炸中，工人阶级以硬骨头的精神，边炸边修，坚持岗位，继续生产，使钢铁、造船、棉纱等各项工业增产，保证了抗战物资的需要。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全国抗战爆发后，农民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发展极为普遍，仅在晋察冀地区，会员人数在数月之内就达到57万人以上。在平津、淞沪抗战中，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草、出民工，参加构筑工事、修筑道路，为部队送水、送饭、抬担架、救伤员。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参加抬伤员和搬运胜利品的农民群众即达数千人。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十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冀东党组织领导的冀东20万人的大暴动，其主要参加者均是农民。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适龄农民参加了自卫军、民兵和抗日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主要兵员来自农民。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农民成分也占大多数。就某种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战争。农民不但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参加者，而且是全国人民赖以生活的粮、油、棉等农副产品的生产者。中国战时经济能够维持，抗战得以持久，农业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等敌后，农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无论是山区或平原，农村抗日根据地所以能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傲然屹立于敌后，使日军无可奈何，也是由于农民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到处打击敌人，形成全民皆兵的铜墙铁壁的结果。

每当历史上革命的紧要关头，学生总是起着先锋的作用。在平津、淞沪抗战中，青年学生奋勇帮助部队运送物资、构筑工事，仅北平就有数百名学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济大学等学校爱国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淞沪抗战中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和救护所，全力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深入农村宣传。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沦陷区和大后方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从延安迁至泾阳地区，由胡乔木、冯文彬等人负责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团结了海内外的大批青年，其中包括汉、回、蒙、苗等民族，以及泰国、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军事、政治，被培养成抗日干部，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前方和各条战线，对抗日事业作出了贡献。工业界的爱国企业家在工厂内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重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一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直到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机器业负责人颜耀秋任主任委员，新民机器厂负责人胡厥文和新中机器公司的支秉渊分别为副主任委员。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的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以后又再度迁往四川等西南地区。有人称此是“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截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2.57万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截至这年年底，共内迁民营厂矿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工厂内迁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同时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商业界的广大爱国人士，也是全国抗日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商业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1936年2月，上海百货业的职员、商店店员、银钱业职员等各方面人士，即参加了上海职业救国会。1937年淞沪抗战后，职业界救国会改为职业界救亡协会，抗日救亡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开展。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提出了商店以就资本额承购5%，公债款项承购10%为标准的方案，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不少商业界的人士，在财力上对抗战作出了贡献。在商业界广泛开展的义卖捐献活动中，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镇，从卖日用百货到蔬菜水果，从大商行到小商贩，普遍掀起义卖日和义卖竞赛的热潮。在义卖日，商店或货主将所卖货物所得，全部捐给国家，买主则以超过货物价值的钱数付款，以增多捐款。商业界爱国人士开展的义卖活动，对全国人民的献金、捐款、捐物等运动，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文化界爱国人士开展的救亡活动，是抗日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张志让、沈滋九、严谔声等83人为理事。该协会下设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郁达夫、郑振铎等45位著名人士被选为理事，周恩来被推举为名誉理事。文协的诞生，进一步把全国各派文艺工作者，在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宗旨下团结起来，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艺武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文协成立后，相继在成都、昆明、长沙、襄樊、金华等城成立了文协会和通讯处。文协创办的刊物《抗战文艺》，主题鲜明，文笔生动，热情宣传抗日胜利和歌颂抗日英雄事迹，愤怒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和汉奸的卖国行为，有很强的战斗性。淞沪会战中，文协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并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文协和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厅正式组建，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范扬。第三厅人才济济，从厅长到科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巨子。因此，时人盛称第三厅是“名流内阁”。第三厅编制300人，附设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在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化宣传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纷纷起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侵略罪行。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地区的佛教、回教等宗教界，组织了救国会、救难协会等救亡组织，参加抗日宣传、救护等工作。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告蒙藏人士书》，揭露日本军阀标榜信奉佛教，却完全违背教义，进行烧杀抢掠。日军飞机炸毁兰州唐代著名建筑普照寺（俗名大佛寺）后，甘肃省佛教会通电全国及驻华各领事馆转各国教会，进行谴责和抗议。武汉会战期间，武汉基督徒为国难举行祈祷，并呼吁全世界同道，本基督舍身救世之精神，继续与我密切合作，以期伸张正义，实现和平。中华公教进行会在汉口天主教堂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平民，并散发传单，号召天主教友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天主教徒于斌还赴美国120余城市旅行，向罗斯福总统及红十字会等团体，共募款80余万美元，支援抗战。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的有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会上号召全国五千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

中国妇女历来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广大妇女以空前的规模，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的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该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等参加。1937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会。何香凝领导的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在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座谈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上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在1939年3月发动的献金活动中，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37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妇女工作大纲》，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1938年至1939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妇联、妇救总会先后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有会员17万人，占该边区妇女总数的2/3；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下属30个县妇救会，有会员26万余人；晋冀豫边区下属73个县妇救会，有会员59万余人；晋西北妇联总会下属县妇联30个，有会员9万余人；山东妇救总会下属县妇救会50个，有会员39万余人。

在各级妇救会的组织和动员下，广大妇女忘我地支前、参战和挑起生产重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抗日根据地妇女的普遍行动。仅在一次参军运动中，山东10个县和冀中7个县，就有5200名妇女亲自将儿子、丈夫送上前线。妇女在支前中，组织看护队、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和运输队等。1939年晋西北妇女为慰问八路军组织竞赛周，赶做军鞋5万余双，袜子2万余双，背心4000余件，写慰问信6000余封，还给部队送去大量的猪、羊、鸡以及生活日用品。妇女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解决抗日军队的物资供给。1938年，陕甘宁边区参加纺织的妇女有2万余人，纺车10万辆，织布机4500台，纺纱50万斤，织布2.2万匹。另外还有数万妇女开荒、植树、养猪，在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支前、生产外，妇女们还组织了自卫军、姐妹团，担负放哨、巡逻和掩护群众等任务。据1940年统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共有200余万妇女参加自卫军和民兵。即使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指挥员、女战斗员、女政治工作者、女医务工作者，与日军进行直接战斗。康克清、李贞、陈少敏、吴仲廉、杨克冰、危拱之、赵一曼等，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