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挺进报》
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
这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出场的场景。这次接头中，她把《挺进报》的工作交接给成岗。
《红岩》还原了大量的历史情景，很多人物、细节与真实的历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蓝旗袍的经典形象。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江竹筠最常穿着的就是一件蓝旗袍。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人之一吴子见，回忆第一次见到江竹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
不过，历史上的《挺进报》并不是江姐交给成岗的。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制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原本以为以此能断绝中共在国统区的声音，没想到却冒出一份油印小报，迅速传播着“红色”新闻。
这份小报是由几个暂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年轻人编辑印制的，主要人员包括陈然（“成岗”的原型）、蒋一苇、刘镕铸、吴子见。
“红色”小报很快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刚出了两期，彭咏梧就找到了吴子见，几个“失联”的地下党员归队。油印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因为彭咏梧担负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进报》上花大量的时间。一个初秋的下午，作为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现在吴子见的面前。
吴子见回忆，江竹筠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全部广播稿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竹筠同志在《挺进报》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比陈然、吴子见等几个年轻人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几个年轻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为负责编辑工作，吴子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个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竹筠对于这只箱子很不放心，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子见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谈，便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一向热情的江竹筠却对他熟视无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碰了钉子后，吴子见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和江竹筠的关系是地下工作，两人公开的身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
《挺进报》绝大部分的发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工作的最后一环，危险性不言而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一次投递工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竹筠和她像一双出门逛街的小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子观察一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竹筠已经从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行，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音。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一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亲启”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又惊又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二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大特务头子。《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朱绍良火冒三丈，徐远举更是恼羞成怒。一场从《挺进报》开端，牵连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大搜捕开始了。
此时的江竹筠和彭咏梧，已经离开重庆半年有余，但他们都没能脱离厄运。
“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至三峡沿江两岸。这片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斗争。而且，这里是彭咏梧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了解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下川东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竹筠作为他的联络员一同前往，而吴子见因为北平的一个联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月，三个人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找武器、发动群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月30日。
新年将至，江竹筠却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一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子骨干，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面，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一批知识分子支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月20日，江竹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和一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里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竹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来他听说彭咏梧“作战不利”，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吴子见去打探消息了，几天后也会过来。
其实，卢光特隐瞒了一个还没有确认的传言——彭咏梧牺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战友，而是彭咏梧的妻子，告诉她“情况不明”，会令她担心，但总好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卢光特何尝不希望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并不属实。
残忍的现实击碎了最后一丝希望。
厉华告诉记者，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营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他的身体，就在牺牲地黑沟淌草草埋葬。
彭咏梧是《红岩》中江姐丈夫彭松涛的原型。小说中，彭松涛的头颅被敌人挂到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江姐亲眼看到惨景，强忍痛苦，装作镇定地疾行离开。
现实中，江竹筠是在战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姐剧烈的内心活动，这自然是文学手法。在战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种坚韧。
据卢光特回忆，在他到达董家坝三四天后，吴子见终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两句后，就把卢光特拉到屋外。
“传说打死一个穿黑皮袍的，砍下脑壳挂在竹园镇上‘示众’，看来老彭牺牲是无疑了，告不告诉她？”
卢光特答道，“她坚强，经得起，反正也隐瞒不了。”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她的镇定远超卢光特和吴子见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就开始安排善后：吴子见和卢光特直接参与了起义，在下川东目标太大，必须马上撤离。四个新下来的同志显然也不能再过去了，而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回到重庆汇报后，还要回到下川东继续工作。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江竹筠的房间里才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庆，住在挚友、地下党员何理立家中。对于丈夫的牺牲，她只字未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苦痛。此时，彭云正寄养在何理立的朋友蒋一苇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诉何理立，要过去拜个年，看看孩子。
怀抱幼儿的那一刻，压抑、掩饰了多日的苦痛决堤一样汹涌而出。江竹筠抱着彭云，嚎啕痛哭。
蒋一苇家中，当时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对江竹筠的失态倒有几分不快。毕竟是团圆喜庆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却在自己家里失声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传到了何理立耳中，她问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却怔怔地问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再三询问之下，江竹筠再次泪雨滂沱，像挚友哭诉了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泪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儿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刚强，支撑着她擦干眼泪，扛过丧夫离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联络同志，恢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下川东这条线她最熟悉，最便于开展工作。临委最终同意。
第一次和彭咏梧一起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曾给谭正伦写过一封信，请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而这次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送了一空，结婚时购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给了《挺进报》的刘镕铸。
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联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个问题：“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所指似乎不止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她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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