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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