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江竹筠。
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江姐》海报，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是江姐标志性的着装。
▲江竹筠遗书原件。
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牺牲的壮歌。这首歌咏叹的形象早已成为经典：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江姐。
舞台上、银幕上的江姐，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位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姐。其实，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娇小女子。
这位年轻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中，生就一副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支撑着她在失去丈夫、离弃幼子的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在严刑拷打、死亡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历史，震撼人心。
而网络上的低俗恶搞、庸俗解构，却让江姐蒙尘。让我们拭去这些尘埃，接近一个真实的江姐——江竹筠。
革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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