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乐
狱中红旗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带着姐妹们在牢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这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一颗大五角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红岩》和之后的文艺作品中，绣红旗的都是江姐。事实上，真正“绣”红旗的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里的地下党员们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同牢房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谁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
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从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是把这个情节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让她绣红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实历史中的江竹筠，虽然没有绣红旗，却是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
厉华说，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比较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刑罚毫不退缩的精神，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1949年春节过后，各个牢室传递着江竹筠发出的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
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加强学习”，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学什么？所有的“红色文字”在这里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狱中。
敌人可以监管书本纸张，却管不住地下党员的大脑。一些理论水平高的党员同志列出提纲，与同志们讨论，《社会科学二十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被拼凑了出来。
没有纸笔，他们就用烂棉絮烧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细做“蘸水钢笔”，草纸、衬衣、床单撕了当纸……
与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营救下出狱。几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竹筠狱中所忆写下的章节标题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仅有一个地方次序颠倒。
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不足一个月，就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情况等。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罗广斌代笔写出的先烈们的生死嘱托，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引人深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根据他的考证，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与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没有陷入个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
这些信息成为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时重要的资料依据。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黄茂才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狱中革命者“最后的报告”，写于11月19日。
“蓝先生”即黄茂才，他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待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拿到这封信时，已是21日。刘康心急如焚，马上四下活动，组织武装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已经开始了垂死之际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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