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邓小平会见因年事已高主动退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部分老同志。
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干部队伍能上能下的问题日渐凸显。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问题；一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出口不畅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率先提出并着力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
在我们党的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发现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上能下的弊端，率先提出并着力推进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1962年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针对这种弊端，尖锐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
邓小平不仅看到干部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大障碍，而且明确表示解决的态度和初步提出改进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渐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干部能上能下问题，明确提出解决能上不能下问题的思路。这一重要思想，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从制度上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入手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都实行终身制，或“钦定”接班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不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也曾提出不搞终身制，但事实上领导干部的任职仍然是无限期、不退休。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便把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邓小平深刻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世袭制思想遗毒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应的制度。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开阔的视野，深刻剖析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危害：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从而有损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要建立有利于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制度，这样才能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这样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和社会主义兴旺发达。他站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针对当时我国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指出：“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50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他形象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因此，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以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党执政后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推进这项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为此，邓小平站在党的事业全局的高度，以废除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突破点，针对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一时不愿退下来的心理，创造性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来进行过渡的办法。他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81年《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两篇文章中，曾提出中央要考虑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党的“十二大”决定并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身体力行，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明确指出中顾委的主要工作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从1982年成立到199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年工作的实践证明，顾问委员会是从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性组织，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项创举。
（摘编自《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论文集》 党建读物出版社 张山旺 袁建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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