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一书近期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书全景呈现了陈云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9年间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情况。书中写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陈云担任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的第一书记。现对文章摘录如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12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委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陈云以党中央副主席身份兼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早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就说：“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时任商业部部长的姚依林说，陈云“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
多年后，对于为什么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人们给出了种种解读。
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原来是守纪律的模范、坚持党性原则的模范，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这些大家都是承认的。他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大家都拥护。”
曾担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韩光说：“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是因为他在党内威信很高。陈云同志讲话很简单，不随便说话，到说话的时候不客气，往往就那么几句话，常常就管事，听着让人信服。”
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的党性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他严肃执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在延安严肃处理刘力功。延安有个知识分子刘力功，1938年入党，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过。当组织上安排他去基层锻炼时，他不服从安排，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并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他却依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要求回老家。陈云说，你这个思想回老家，起不到好作用，你不要回去。刘力功提出要退党。陈云说，你不要退党，是党要开除你。中央党务委员会随即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陈云抓住“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这一问题，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讨论。1939年5月23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题目就叫《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文章中，陈云通过剖析刘力功这个典型事例，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刘力功问题的大讨论和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延安各机关和学校引起很大震动。时至今日，陈云的这篇文章，依然是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的珍贵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但仍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51年4月，他出席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并作报告。1952年4月3日，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向陈云建议加强各级监察机关的领导，并在业务管理部门和国营企业部门建立监察工作，以巩固“三反”成果。陈云在建议信上批示：“赞成这个办法，所需干部应在业务部门抽调一些，由地方党委派入一些。”
“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不久，陈云就极力呼吁平反冤假错案，多次仗义执言，护卫他人的政治生命。例如，粉碎“四人帮”刚一个多月，陈云就给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信，转交在山西接受隔离审查的黄克诚夫人给中央的信，并说：黄克诚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中央很重视陈云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批准黄克诚回京治疗眼疾。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并为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等三项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率先提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意见。但他同时强调，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他提了六个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应当承认，为他们平反；陶铸、王鹤寿不是叛徒；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康生在“文革”中的错误应批评。
曾任国务院发言人的袁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陈云的这个发言，别人不敢说的他说，别人不敢言的他言，充分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胸怀全局、胸怀大局、目光深邃、高瞻远瞩，讲出了全党、全国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当时想讲，而当时有些人不敢讲的重大的问题”。
陈云提出的这六条意见，条条直指“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要害。他的这个发言，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左”的错误开的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据当时在东北组参加讨论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回忆：“陈云同志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评价说：陈云的这个发言，打乱了原来的会议日程安排，大家也就无所顾忌了，思想解放了，因此就出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大转变。
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就有代表提议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副主席。这固然由于陈云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声望，也同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1978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关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加什么人呢？他说：“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指邓颖超），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的当选得到三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热烈拥护。12月21日，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华代表西北组韩先楚等八位同志发言，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是全党公认的，他多谋善断、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一定会使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更好地领导全党去实现四个现代化。”12月22日晚，当陈云和其他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一起走上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由此，陈云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作者简介
张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长期从事邓小平、陈云思想生平研究。参与有关陈云编研项目主要有：《陈云画传》（执行副主编）、《陈云家风》（副主编）、《生死存亡的关键—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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