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风雨历程【3】

陈独秀离开北大更左倾了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激起守旧派的愤恨，林纾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谩骂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紧随其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通讯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返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此，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舆论。

陈独秀在北大两年，文科改革已是成绩斐然，校长蔡元培极为满意。陈独秀也自信改革的成果，对于是否留在北大，其实心中早已有了主张。他对学生陈钟凡（中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

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因为，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在维护北大形象，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视无睹。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私德太坏”，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动摇了。4月8日，校方提前发布消息，马寅初为教务长，主管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此夜之会，胡适因故没有出席，他对陈独秀离去北大，一直心存疑惑。16年后，他阅读了汤尔和的日记后，对“以小报所记，道路所传”的“无稽之谈”极为不满，在10天的时间里，三次致信汤尔和，明确表示不相信那些谣言，认为那是“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他为蔡元培与汤尔和“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而惊诧不已。

多少年来，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离去北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乃至晚年，胡适仍然坚持己见，他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

陈独秀的这些“搞政治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李汉俊、李达分别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多早已认识，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