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一份创刊于上海的综合型文化月刊，曾几何时风靡京沪风传全国，其影响力所及，延续了一个世纪。它所揭橥的文学革命，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整个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动着时代巨变的步伐。这个杂志就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距今整整100年。
由《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当时，国内正弥漫着“尊孔复古”的乌烟瘴气。辛亥革命以来，政治革命不断，可是，旧的陈腐的思想总是阴魂不散，占领高地，它的根子就在于国民思想的僵化和不长进。陈独秀认识到政治革命不能代替思想革命。于是，他找到安徽老乡、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想让亚东帮他办一份杂志，并说这本杂志的出版发行，“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信心十足的对汪孟邹说：“欲使共和名利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须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这是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后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同名而改名为《新青年》，自此一直延用到终刊。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杂志所涉主题广泛，有鼓吹法兰西文明，称其象征有三：人权、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有论述民本主义，称“国家者，乃人民集会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近世“民主的国家”，才是“真国家”；专制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杂志还明确其批判的锋芒，是儒家的“三纲”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这些说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国人缺乏的这种“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几乎与陈独秀创刊的同时，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在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诗中云：“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提出。
陈独秀也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有意改良文学或曰文学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一个要“造新文学”，另一个要“改良文学”，他们都心有灵犀，共同感觉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当时，康有为鼓吹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盛极一时，《新青年》对此必须予以针对性的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素”，“‘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孔教与民主是对立的，“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定孔教为国教，一言以蔽之，就是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造舆论。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便一命呜呼。他又在文章中警告：“肉体之袁世凯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凯犹活泼泼地生存于吾国也。”正如张宝明先生所分析：
“《新青年》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欲建构孔教为国教，《新青年》就要将其解构为陈词滥调；袁世凯以国民程度太低无法实行共和为理由称帝，《新青年》就以唤醒国民觉悟为鹄的；袁世凯以陈旧的思想麻痹、愚昧国民，《新青年》就以‘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从现代性出发梳理传统要比从传统出发梳理现代性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这也是《新青年》何以在读者中引发反响的根本原因。”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复刊后的杂志自二卷一号始，更名为《新青年》，封面开始醒目地印有“陈独秀主撰”。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于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还在信中说：“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陈独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又说：“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共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10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对文学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说：“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并让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的事，陈独秀和汪孟邹于月底来到北京。恰逢此时，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事犯愁。沈尹默、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况且，蔡元培也熟知陈独秀，有意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据同行的汪孟邹告诉汪原放，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令人敬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他“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当陈独秀提出“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回答，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新青年》也就因此迁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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