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风雨历程【4】

《新青年》何去何从的讨论

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和胡适酝酿而发起，陈独秀一旦认定目标，便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果敢锐气。胡适缺乏的则是如此斩钉截铁的气势。在提出文学革命口号时，他已陷入围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无一人支持。这也迫使他态度要平和迂缓。1917年4月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接胡适此信后，陈独秀觉察到胡适态度的游移，立即去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以为用白话文“达意状物”，已是“天经地义”，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现在还“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无谓之讨论也”。在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必然性的认识，又是更上一层楼。他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存在的。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们当做经济的弟兄。”

他们两个，一个信奉辩证唯物史观，一个信奉实验主义，思想认识的歧异，决定了日后的分道扬镳，也注定了《新青年》同人分化的必然。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经多方营救和舆论声援，他被捕98天后获释。出狱后，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编辑权。据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提出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此时，陈独秀正在筹组共产党，《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新青年》后，给胡适去信，希望在二号（即下期）上，胡适“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扩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这又谈何容易。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前，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和胡适、高一涵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这四人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信中还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后一封信，陈独秀也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请二兄（指高一涵、胡适，引者注）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九人中传阅后，陶孟和建议：“《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胡适当然清楚，《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并发表一个宣言，内容是“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宣言不谈政治，则认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坚持照第三种办法，并在信中说：“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这些意见，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陈独秀看完信后，立即给他们九人回信，答复他们：不赞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

陈独秀太天真，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报的《新青年》，怎么可能会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北京同人的支持。胡适就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钱玄同的意见更明朗，他说：“至于《新青年》之能团结与否，还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正在组党的陈独秀自然不会放弃《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见后，自知难以再说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适信中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至此，同人编辑已成昨日黄花。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直至1926年7月终刊。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