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艾尼
杏林村劝降
1946年初，牡丹江军区二团刚刚组建，接受的第一战斗任务是剿匪。
清末以后，东北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时值中国最苦难、动荡的乱世，东北物产富饶，却又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成了土匪滋生的“良好土壤”。最“成功”的土匪要数“东北王”张作霖，他从土匪起家，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奉系军阀。而那些小则三五人、多至数千人的“绺子”，在东北更是多如牛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土匪更加泛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达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东北各地，拉拢各种帮会土匪，封官许愿。这就是《林海雪原》中“特派员”的由来。
这些特派员收编各地土匪、伪满残余，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忠义救国军”等。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委任给土匪头目32个“总司令”“总指挥”、33个“军长”、一百多个“师长”，土匪总人数大约25万人之众。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的重中之重，解放军要和数十万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剿匪则是这场大决战的“第二战场”。
1946年3月，牡丹江军区二团开始了牡丹江北部地区的剿匪战役，杏林村之战是整个作战行动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杨子荣初露锋芒，孤身进入匪巢，劝降400土匪，由此开启了侦察英雄的传奇。
杏林村劝降是杨子荣著名的传奇事迹之一，知名度仅次于“智取威虎山”，在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电影中都有所体现。流传于世的故事也是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工的版本。真实历史上杨子荣杏林村劝降的故事与小说电影中相去甚远。
很多媒体在重现这段故事时，都把杨子荣所在的班写成“突击班”，冲在第一线。“杨子荣参加杏林村战斗时还是个炊事员呢，不可能冲在第一线。”邹延林说。他走访过数位杏林村之战的参与者，还原出杏林村劝降的历史原貌。
杏林村是现在牡丹江市阳明区五林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194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被一股号称“36团”的土匪占据着，本村人不剩几个，土匪倒有四百之众。
所谓“36团”自然是国民党封的，三股土匪被拉拢到这个团中，匪首论资排辈，分别当上了“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团长”张德振在日伪时期曾投靠东北四大匪首中的两个——谢文华和李华堂，由此拉起了自己的匪帮；“副团长”李开江是张作霖时代旧军官；“参谋长”高永安曾是伪满警察的线人、打手，最为凶暴。
这伙土匪在杏林村周围垒了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村四角建了炮楼，围子外面挖有三四米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的道路上还设置了路障，生生把杏林村改造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企图长期固守。
二团的进攻从3月23日早晨开始，动用了火炮掩护，但是直到中午，部队几次冲锋都没能冲进村子。这伙土匪人多势众，而且手里有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大量重型武器，给二团造成了很大伤亡。
如果继续强攻，二团也可以打下杏林村，但必是一场血战。这时，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了劝降土匪，避免更多牺牲。
王希克和杏林村的守敌头目张德振、李开江认识。我军部队出关刚到牡丹江地区时，这两个人曾表达了投诚之意，王希克与他们多有接触。但是土匪没有什么信用，国民党“特派员”那边官衔一许，他们“有奶便是娘”，马上转向。现在他们被二团围成瓮中之鳖，王希克准备写信晓以利害，让他们投降。
坐镇指挥战斗的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也觉得可行：“可以试试看，反正他也跑不了，不投降再打也不迟。”但是李荆璞也提了个顾虑：“只是没人敢去送信。”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这话对土匪没什么作用。他们没有规矩，从来都是心狠手辣。双方已经刀刀见血地打了半天，互有死伤。这时候去匪巢送信，谁也不知道土匪会干出什么事来。
王希克把信写好，交给了二团副政委，也就是后来《林海雪原》小说的创作者曲波，让他找人送信。
七连离曲波最近，连长峦绍家接过信冲全连喊：“谁敢给敌人送信去，站出来！”
话音未落，炊事班的杨子荣应声而出：“我敢去！”
这是曲波第一次认识杨子荣。那时曲波年仅22岁，却已经是团副政委了。部队组建不久，一个团有上千人，曲波很难注意到一个普通的炊事员。而在此后的一年中，这个炊事员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杨子荣揣好信，在枪刺刀上挑着一条白毛巾，一路晃着直奔杏林村走去。临走前，曲波又拉着杨子荣叮嘱了一句：“要大胆、谨慎。”
曲波后来回忆：“让杨子荣送信时在枪刺刀上挑着白布，是我的主意，结果战场上没有找到白布，只好找了一条白毛巾。”
白毛巾是没有敌意的表示，曲波并不知道土匪能不能明白——即使他们明白，也不敢保证他们不把杨子荣当成一个可以轻易射杀的目标。曲波又让七连长安排一挺机枪，跟着杨子荣到最前沿的掩体，枪口始终对着杏林村。
机枪最终没有用上。杨子荣进村不久后，就领着几个匪首出来缴枪投降了。
杨子荣在杏林村中自然与众匪首有一番对话，很多文艺作品对此都有刻画，但这些对话的细节已不可考。但仅就送信入匪巢这一点，杨子荣就已经在部队中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此战之后，他被授予特等功，从炊事班调入了团侦察排，改当侦察兵。
邹延林整理的资料显示，杨子荣所在的侦察排活动范围很大，西到临近哈尔滨的尚志、东到边境绥芬河，方圆300多公里。他们经常乔装改扮，与土匪打交道，或与土匪周边人员接触，侦察匪情、剿灭土匪。他们是一支结合侦察兵、特种部队、警察为一体的武装。
“座山雕”其人
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海林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拿着一封信，神色紧张地来到县委大院，把信交给了县长刘希文。
这是一封土匪索要“给养”的恐吓信。信中要求必须在3日内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到胡家窝棚，否则就要了贾润福的脑袋。
恐吓信很快转交到牡丹江军区。曲波找来杨子荣，一起分析这封恐吓信。
恐吓信是土匪惯用的手段，相对于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或者绑票勒索，这样以口头威胁勒索财物更简单省力，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口头威胁的恐吓作用毕竟不一定能起作用。采用这种方式勒索财物的，多为两种土匪，要么是刚入行的新手，唬住一个算一个；要么是有名有号的巨匪，仅凭名头就能迫人就范。
这封恐吓信没有署名，似乎土匪的名头不够“响亮”。若说是小土匪所为，剿匪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大小匪帮接连被剿灭，小土匪敢“顶风作案”的可能性更小。
从索要的东西数量来看，土匪人数不会太多，从指定送东西的位置来看，土匪老窝也不会太远，应该就在海林北部山区。
杨子荣当即作出了判断，这伙土匪很可能就是在海林鼎鼎大名的“座山雕”一伙。
因为《林海雪原》及后续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座山雕”算得上中国名头最“响亮”的土匪。在小说中，他率众占据威虎山，手下“八大金刚”，是东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匪帮之一。而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更是拥有飞机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装备。
邹延林说：“这实在是一种艺术夸张。当时东北的土匪确实有大量武器装备，但是飞机坦克绝不是土匪能够搞到的。即便能搞到，他们也不会用。”
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把“座山雕”这个真实的匪号写进了作品。和杨子荣一样，“座山雕”也有两个，一个是文艺作品中的大反派，一个在现实中确有其人。
小说中“座山雕”的原型是谁，说法不一，有两个匪首最常被认作“座山雕”，一个叫谢文东，一个叫张雨新。
邹延林介绍，合江和牡丹江地区是当年东北匪患的重灾区，有号称“四大旗杆”的四大匪帮，土匪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总人数过万。谢文东和张雨新都在“四大旗杆”之列。
历史上真实的谢文东曾在“九一八”后率众抗日，后加入东北抗联，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在对日寇的讨伐中叛变投敌。日本投降后，谢文东趁着乱世拉起土匪武装，总人数近4000人，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土匪队伍。
不过，谢文东并非“座山雕”原型，他同样出现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头衔“中央先遣军滨绥图佳保安总司令”，是“座山雕”的顶头上司。
张雨新，绰号张黑子。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中将军长”。小说中的“座山雕”确实有几分张雨新的影子。
张雨新的“先遣军”实力强大，甚至还装备了大炮，占据着一个建有完整工事的土围子。这与小说中“座山雕”所部占据威虎山，拥有完整工事的情况类似。为剿灭这股土匪，剿匪部队从东北航校找来两架飞机进行了轰炸。
在真实历史上，“四大旗杆”都先于“座山雕”被剿灭。1946年11月20日，谢文东被生擒并在公审大会后处决；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张雨新和李华堂也分别被擒获。转年1月，孙荣永匪帮被歼灭。
真实的“座山雕”，本名张乐山。他和杨子荣其实是山东老乡，原籍昌潍县，也是“闯关东”到东北，不过比杨子荣早了四十多年。曲波在小说中塑造的“座山雕”人物形象，取材于张乐山的元素很多。比如小说中的“座山雕”姓崔，人称“崔三爷”，而张乐山一家三代为匪，他又排行老三，同样有“三爷”之称。
不过，张乐山匪帮的规模比之小说中的“座山雕”要差得远，匪众最多时上百，少时仅有几人。张乐山的匪巢也不是威虎山，而是海林北部深山里的几个草窝棚。
张乐山虽然不是巨匪，却是个惯匪、顽匪。他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当上匪首，为匪数十年，经历过清军、张作霖的奉军、伪满军队、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一直在海林屹立不倒，因而得了“座山雕”的名号。匪帮并不大的张乐山，却是土匪中很有影响力的一号人物。日本投降后，张乐山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座山雕”匪帮出没于山林，时常流窜出来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夺百姓，无恶不作。这次又下山来勒索村民百姓，牡丹江军区下决心彻底清除这个匪帮。
其实“座山雕”早就是剿匪部队的重点目标，但是他老奸巨猾，又极为熟悉海林深山。“‘座山雕’老巢就在海林北部深山，但就是找不到。二团曾经用一个营进山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见其踪影。”邹延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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