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莫名蒙冤“AB团”，一波三折终昭雪
正当胡耀邦以一颗赤诚之心，努力从事艰巨的革命事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然落到了他身上。
1932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信严肃批评湘赣省委犯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湘赣苏区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根据逼供信中有人的口供，省政治保卫局把胡耀邦和谭启龙名字列入“AB团”的名单。
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人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
省委书记王首道处境两难，不好下决心。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回中央苏区前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了胡耀邦、谭启龙等人，要带回中央苏区去工作。现在听说他经过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他无论如何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和谭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1933年元旦过后，冯文彬带着胡耀邦和谭启龙，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来到中央苏区驻地瑞金。
冯文彬向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了汇报。顾作霖按组织系统，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了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张爱萍本人不久前也曾被怀疑是“AB团”在共青团中央局的负责人，幸亏有顾作霖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的力保，才免遭厄运。因此，他早已对这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和乱整人的做法极其反感。此刻一看转来的是两个尚有几分稚气的娃娃，张爱萍就先有几分疑惑。他分别找他们详细询问了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就越发不相信他们是“AB团”。 他向顾作霖汇报说：“谭启龙是苦出身，胡耀邦是在大革命风暴秋收起义影响下投身革命的，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呀。”
张爱萍和顾作霖商量后，决定解除对胡耀邦、谭启龙的审查，分配工作。谭启龙担任少先总队巡视员；当时张爱萍兼任反帝拥苏总同盟的青年部部长，就留胡耀邦在青年部当干事。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德凡等都被错杀了。
在张爱萍的保护下，胡耀邦暂时摆脱了危险，但是危险并未远去。此时，湘赣省委的肃反局势更加恶化，湘赣省委已被中央派去的执行王明路线的人所把持。他们查到了胡耀邦、谭启龙一案，认为谭启龙是孤儿，可以不再审查，胡耀邦是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社会背景肯定复杂，况且他又有“AB团”的老师，于是派人前往瑞金，要把胡耀邦带回来重新处理。
顾作霖、张爱萍、冯文彬都不同意这样做，但是心里也没有底，只得暂时停止胡耀邦的工作，把他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
胡耀邦觉得非常委屈，也非常恐惧。他知道“AB团”的罪名如果定下来，那就一切都完了。他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一定要找组织陈述冤屈。他独坐在空荡的小屋里，愁苦地等待着……
一天傍晚，趁来人开门送饭，他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径直跑到顾作霖的住处。一进门，他就扑在顾作霖的面前，呜咽地哭着说：“顾书记，我不是‘AB团’呀！”顾作霖安慰他说：“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别急，先回到那屋里去好好等着。”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月光皎洁。顾作霖亲自找胡耀邦谈话。他们在村里边走边谈。“说实话，你究竟参加过‘AB团’没有？”顾作霖慈爱地看着他，问道。胡耀邦回答：“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他动情地讲述了出生贫苦之家，读过一年初中，15岁就出来参加革命，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顾作霖很专注地听着胡耀邦的倾诉，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
顾作霖把同胡耀邦的这次长谈说给张爱萍听。张爱萍说：“胡耀邦当青年部干事这一段的表现非常好，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采，遇事喜欢寻根问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干起工作又是个拼命三郎。”他说：“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胡耀邦不但不是‘AB团’，还是很好的革命同志。”顾作霖也说：“耀邦确实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干部。”但是，对胡耀邦的审查还不能解除。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后不久，顾作霖命令解除了对胡耀邦的隔离，还嘱咐冯文彬多跟胡耀邦谈谈，对他多加关心和照顾。
几十年后，冯文彬回忆这一段往事说：“我鼓励耀邦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谈，不要闷在心里。不久，我被派去福建工作，耀邦眼泪汪汪地来送我，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安慰他：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他一直送我到村外的桥头，我骑上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后来，在顾作霖主持下，终于给胡耀邦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冤案得以昭雪。这一段遭遇，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在谈到党必须爱护干部、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时，他以此为例；在谈到干部要经得住误解、委屈、考验时，也以此为例；特别是，他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那些老领导、老战友。
1988年3月，谭启龙到北京三○五医院看望胡耀邦。他们回忆当年“AB团”的遭遇时，不胜感慨，都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1988年9月，胡耀邦为谭启龙写了一首诗：“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1989年4月，冯文彬到医院去看患病的胡耀邦，胡耀邦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冯文彬后来说：“不难看出，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的一切重大错案，是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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