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渐露头角展才能，惜别苏区踏征途
1933年8月，胡耀邦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他一面做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宣传工作，一面继续做扩展儿童团组织、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1933年9月，胡耀邦在《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团三个月来的活跃情形》写道：“苏区共产儿童团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之下，继续着红五月的工作热情，进行‘八一’与国际青年节运动中两件工作，在工作中收到很大的成绩，这使苏区的共产儿童运动更加开展起来。”他以全局的眼光，对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发展组织等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这年9月，未满十八岁的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胡耀邦同年龄相仿的“红小鬼”陈丕显、赖大超也建立了友谊。这群年轻人当时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吃两餐，每餐只有三两蒲苞米饭，缺油缺盐，顿顿清水南瓜，但他们充满乐观精神，朝气十足。他们都爱唱山歌，一有机会就唱起来，赖大超唱得最好，胡耀邦也唱得不错。他们打山歌、斗山歌，总是引来阵阵喝彩，众声应和。
1934年初春，胡耀邦接替张爱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在担任秘书长后，胡耀邦除了要帮助领导抓全面工作，还要管机关事务。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要参加各项实际工作，并且争取多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当时的许多突击性活动，如“义务星期六”、“突击周”等，胡耀邦都是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
扩大红军是当时各地的中心任务，胡耀邦更是经常去作鼓动演说，直至个别动员。他还常常跨过武夷山，到闽西苏区一些县份去巡视，广泛了解实际问题。有一次，他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用打骂的方法“教育”孩子，童养媳现象也十分严重。于是，他向少共中央作了反映，同时协同教育部门进行纠正，并且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等报刊发表了报道、评论，推动问题的解决。他还常常同机关团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群众中去访贫问苦，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同周围群众关系十分融洽。
胡耀邦来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兼任儿童局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在《时刻准备着》创刊号上，他写了一首诗歌：“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弟妹，我们是从小做工的苦姐哥，我们都是皮安尼尔（儿童团员），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先努力把这些怪物打掉，再携手向鲜红的苏维埃乐园走！……”像在湘赣省编儿童刊物时的情形一样，他既要组稿、审稿、定稿，又要编排版面，还要校对、发行。版面有空白的时候，他就编一些有趣味的补白。这个刊物由于言之有物，能提出问题，编得丰富多样，所以深得好评。
在少共中央机关，阅读的条件较好些，一向勤奋好学的胡耀邦益发如饥似渴地读书、读报，努力提升革命觉悟和追求新鲜知识。但凡机关里的书报，他都一一拿来读过。对于时常从国统区运进来的书报，他亦是带着很大的兴趣和好奇，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有时几乎是废寝忘食。他和同样酷爱读书的少共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主编魏挺群，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看报，这成了机关一道亮丽风景。
在少共中央机关，胡耀邦接触了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有的尽管读不太懂，他也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对其中精辟的地方，尽量背熟记住。一次，他同赖大超一起读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看到扉页上所引的德国农民领袖汤玛斯·闵采尔的话：“亲爱的诸君，我主上帝将握着铁杖，敲击这些家伙！当我说这些话时，我是被认为暴徒了，就是这样吧。”觉得精彩极了，便都抄在笔记本上，胡耀邦很快背熟，甚至数十年后还能够完整地引述。他们也一起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中外文学名著。胡耀邦即使出差，也要带上一些书刊。他的好学精神，当时就被许多人所看重。
来到中央机关这一年，胡耀邦进步很快，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空话连篇，“八股气”十足，但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且多新见解，显得很不一般。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青年团工作的张闻天和主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以及少共中央领导人都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作为优秀干部培养和使用。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胡耀邦被编在中央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不久，胡耀邦染上了疟疾。持续的一阵高烧又一阵冷得发抖，折磨得他浑身绵软，已无法走路。领导派了担架来。虽然好强的他不愿为大家增加麻烦，但大家还是不容分说地把他抬了上去。他躺在担架里，忍受着疟疾的折磨，尽管野战医院的医生时常为他治疗，但是因营养太差、身体虚弱，加上体力损耗太大，他的病情总得不到好转。
10月25日，中央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随后，胡耀帮跟随中央纵队经大余、崇义离开江西苏区进入湖南，踏上了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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