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毛泽东最后的对话是向他求救
1965年底，李达调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因惦记在庐山休养时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书任务，他于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暂住，指导助手编书。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又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据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他曾3次请示毛泽东，问“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要照顾一下”。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也就在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和尿糖都升到了极限。看守的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李达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回书房又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拉着夫人石曼华的手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命。”夫人说：“我出去买菜都有人跟着，我怎么去得了啊。”
随后刘某进来，李达对他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
刘某问：“什么事？”
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随即，他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
便条写好后，李达小心地将它放进信封牢牢封好后，交给刘某转呈毛泽东。刘某不敢擅自将信直接送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而是交给了武大工作队。
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邮寄到北京，因此时毛泽东已离开武汉。8月10日，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看到了李达的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又批：“即送任重同志。”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当权者们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李三”（有李达三家村之意）看病。在这里，他并没有得到好的照顾。李达很不理解，愤愤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然而，他的生命很快发出了最后的信号，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971年夏天，毛泽东南巡。他在湖南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
正是毛泽东关于李达的隔空对话，终于使李达“问题”出现松动。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
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让世人再次看到这两位党的最早创立者之间的对话，看到了他们曾经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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