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时，广东的工作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又主要抓了哪方面的工作？
张：当时最突出、最棘手的，就是持续的、大规模的偷渡外逃问题。在习仲勋同志来之前，反偷渡外逃的工作方式很单一，就是抓，就是堵，但是这种强硬、单一的手段效果很差，无论怎么加大力度，群众跑得还是越来越多。原来那个思维呀，就是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你不好好在大陆建设祖国，跑到香港、澳门去，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你就是敌人。”——像这样的意识，都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所以无论怎么抓怎么堵，也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针对这个问题，马上就到临近港澳的边境地区去视察，看边防，看农村。当时中央、省委的会议很多，但他主动争取时间下去调查研究。我们是1978年7月到的宝安，那时田里的稻子熟了，但收割稻子的人不多，并且几乎看不到青壮年，都是老头、老太太、小学生。人手不够怎么办？当时就有些我们边境的战士在那里帮忙。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恶化了，宝安县当时约有三十万人口，有六万人偷渡，跑掉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当时宝安县周边地区偷渡都很严重，包括汕头、惠阳地区，甚至内地的人，都有跑到这边偷渡的。他们经常是白天躲在沙头角附近的梧桐山上，晚上就下山了，有的爬栏杆过去，有的游泳过去。因为当时偷渡情况很严重，那边港英政府抓得也很紧，他们把边境的铁丝网、巡逻哨卡等搞得越来越严密。
为处理当时广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同志在1978年夏天，多次深入到乡镇、农村，了解到了很多实际情况。像惠阳、深圳、珠海，这些都是偷渡外逃的重灾区。习仲勋同志一路走，就看到很多被边防战士抓住的偷渡群众，他们就像俘虏兵一样被战士们押着，有的人光着膀子，就穿条短裤，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游水的时候被抓的。战士们把这些偷渡群众抓起来就放在收容所。那个时候，偷渡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早就人满为患了，条件非常差，不要说没有地方可以躺，就是坐也坐不下。习仲勋同志看了收容所里面人们受苦的情况，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可贵的是，面对乱局，习仲勋同志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他已经在惠阳开完了反偷渡外逃的会议，接着又到珠海开会，走了这么一圈，到了许多地方，对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了。他说：“深圳、珠海这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港澳关系，香港、澳门那边亲戚朋友又多，很多群众是因肚子吃不饱，投靠到那边去，改善一下生活，其实是迫不得已啊。把这些基本群众当作‘偷渡犯’，把偷渡外逃看成是敌我矛盾，这样怎么行呢？这根本就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源在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
习仲勋同志这个态度，这个认识，就是反偷渡外逃工作转变思路的一个开端。人们认识到，只有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生产，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这股偷渡风。从习仲勋同志这个清醒的认识开始，反偷渡外逃工作才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段时间，宝安县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同志也去视察了。中英街一边是香港的，一边是大陆的。我们这边死气沉沉，有什么呢？就有一点做塑料花等小手工艺品；对面是什么样呢？店铺林立，熙熙攘攘。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一街之隔，完全是两个场面。
习仲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好受，他就和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来探讨这个根源是什么。方苞同志当时就讲，主要就是什么都不让搞啊，没有发展的空间。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引进点设备搞工业呀，规模上去了，我们就不用仅仅局限在这种小小的手工加工业了；另外，我们可以开采石头、沙子，出口到香港可以赚外汇。确实像方苞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期间，香港那边却在高速地发展，房地产业腾飞而起，需要大量的石头、沙子这些建材，另外，香港那边有几千亩我们的耕地，这个过境耕作问题，当时也限制得很死。什么都不让搞，哪个方面都束手束脚，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习仲勋同志深入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他就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讲：“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革’时期奉行极左路线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只要是对发展生产有好处的，有利的，就先搞起来。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的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是要学的嘛！”
采访者：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同志敢于做这样的决策，讲这样的话，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张：对呀。当时讲这个话很有胆识呀，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还被禁锢着，当时无论干部也好，群众也好，人们大多都在看风向，在观察，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左”倾的压制，人们轻易也不敢说什么话，生怕祸从口出。习仲勋同志当时刚刚结束了16年被政治迫害的苦难生活，还没有正式平反，他就敢说这个话，而且不仅是在广东说，他后来到中央也是这么说，而且措辞更激烈，这个后面我会谈到。由此可见，习仲勋同志根本没考虑什么明哲保身、谨言慎行这种官场上的老八股。他看到群众受苦，看到经济萧条，就是要直言不讳地讲实话，雷厉风行地做出务实的决策。
当时，习仲勋同志见到地方上一些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也积极加以肯定和给予鼓励。他反复鼓励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干部群众，“要为祖国争口气，使外边的人一进来，就感到充满新气象”。那次宝安之行，他还到了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队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如渔船的维修没有150吨的船台，零件买不到，口粮供应不足，水产资源受破坏等。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亲自对边境地区的问题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
现在回顾起来，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不到3年的时间，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之艰苦，数量之大，意义之深远，那都不是平常时候可以相比的。我之前也说过，如果不是习仲勋同志来，不是像习仲勋同志这样具有优秀品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像他这样把个人的荣辱、成败甚至安危都置之度外，不是像他这样敢说实话，敢讲真话，敢向中央要权，当时广东也不会那么快的先走一步，打开局面。
我们广东的同志原来总是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吨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政治威望的重量等级的。如果不是习仲勋这样一个老同志来广东，如果没有他这种“吨位”的话，换一个人，不一定敢讲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话，更不要说后来又敢于向中央提出要权。但是习仲勋同志就提得很坚决，来了不久就提这个问题。这都是合乎民心，顺从民意的。
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以后，通过下基层，通过调研，充分了解到了广东当时存在的问题，也从历史上，从地域上，从各个方面发掘出广东的优势所在，这是他能做出好的决策的基础。你看，广东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一方面是毗邻港澳，我们知道香港和澳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广东人；广东海外华侨众多，超过两千万；广东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外开放。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那个在隋朝就建起来的南海神庙，它就坐落在广州黄埔区庙头村，那个就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见证，是对外交往的一个标志。
当时广东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但是什么都不能干，不仅不能干，各个方面还要限制、审查。广东的华侨特别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有个“特产”，叫做“海外关系黑六条”，是专门整治有海外关系的干部的。一查我们广东的干部，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十都有这样那样的海外关系。华侨是爱国的呀，华侨绝大多数是很关心祖国的呀，华侨的力量是很大的呀，他们经常寄钱回来，回祖国探亲，办学校，办企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把凡是跟华侨有关系的都畏之如虎、草木皆兵，卡得很紧，怕他们里通外国。所以广东的这种地缘优势，人缘优势，统统都没有用了，当时的干部只要有海外关系，就不敢重用，也不能重用。
像这些问题，习仲勋同志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当时他对于做好广东的工作心里有数，后来无论是提建议、要权，都非常的坚决。这个系列过程，就是从他刚到广东之初就到基层调研，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整个改革开放蓝图才开始逐渐成型，逐渐成熟起来。
1978年8月，习仲勋视察汕头时与当地干部在一起。
采访者：这一段历史决策是非常具有开拓意义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要权的过程能否重点给我们讲一讲？
张：好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省的干部群众都拥护，觉得这样做就有希望了。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广东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很深入，很认真。在开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之后，常委又做了明确分工，谁到哪里，分头下去，同各地区的领导一起学习贯彻，一起听取意见；之后又回到省委，逐个做汇报，花了七八天时间。习仲勋同志一个一个地听，一个一个地分析。这样严谨细致的工作，这样郑重的举措，是很少见的，就是下定决心，非走这一步不可。
当时按照分工，习仲勋同志到了肇庆地区，与地委书记许士杰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他听到各级干部普遍反映：“多年来没有开过这样心情舒畅的会！”大家情绪都很高。实际上，上一年受了灾，粮食是减产的，但是因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干部群众却反而都觉得很有希望，各个地方春耕备耕的情况都不错。习仲勋同志把当时农业形势概括为“稳定、高兴、充满希望”。他说：“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端正了思想路线，发扬了民主，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虽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了，政策导向、意识形态上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了，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广东还是没有权。中央各部门手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红头文件”，很多工作缚手缚脚，如果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广东就无法舒展拳脚，就没有办法大步前进。这段时间省委领导集体认真做了准备，审时度势，作出向中央要权的大胆决策。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习仲勋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习仲勋同志在省委书记吴南生陪同下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同志和省委书记王全国带着省委和广东五千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开会。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南组的召集人。4月8日下午，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同志快人快语，向中央坦陈广东省委的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省委讨论过了，就是想向中央要一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同志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仲勋同志也是抓住这次机会，把该讲的都讲出来。当时他已经不讲不行，按捺不住了。他就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有五千万人口，如果放到欧洲，就是个大国。但我们现在什么权都没有，连一个小小的‘三来一补’企业，比如来投资或者搞点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等。这些统统都要跑外贸部，而且跑断腿还不一定批得下来。现在我们手脚都被绑得死死的，怎么发展得起来？”接着他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大组汇报时，习仲勋同志再次讲，“ 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
当时习仲勋同志这一席话，真是石破天惊，谁敢说这样的话啊？他当时说这个话似乎很不好听，但这说的确实是实话。它切中时弊，击中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要害。中央集权过多，对地方管得过死，很多优势不能发挥，而地方对中央还要作贡献，比如广东并不富，每年财政还要上缴十几个亿，不下决心改革怎么行呢？由于习仲勋同志当时给广东要来了权，广东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不是早就超过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了吗？现在都要超过韩国了。当然了，这里指的是经济总量，从人均水平来说还有差距。
当时习仲勋同志讲的那些话，对中央，特别是有关部门来说，肯定是很刺耳的，因为这个意思很明确，广东发展得不好，就是因为中央的限制过多，就是因为中央不给相应的权力。实际上，广东敢于第一个向中央要权，是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把全会的精神同广东的实际情况结合得出的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催促中央把改革的步子加快、加大，能够扩大地方自主权这样一种强烈的诉求在里面。果然，习仲勋同志讲了这个话，中央领导同志听进去了，很多省委书记知道后也支持，因为他们都很有同感啊。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有一次他们很多领导同志一起出行，同在一个面包车上，万里就说，“哎呀，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广东先搞，我们跟着来！”当时，广东周边的，原中南地区的，像广西、湖南、河南的领导同志，也都支持习仲勋同志。
这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吨位”，习仲勋同志“吨位”够，而且他确实义无反顾，他提出的建议又是正确的。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代表个人的，他是代表广东的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是合乎民意的，他讲出了大家的心声；从周边省份的反映来看，他也是同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心声相一致的，代表的是一种时代潮流。但是，讲真话是需要勇气、敢于担当的，习仲勋同志刚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多长时间，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反党”冤案平反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出来，当时他就敢讲这个话，就敢讲出别的省委书记不一定敢讲的话。
那么习仲勋同志这种无畏的精神，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从基层来，从群众中来。是他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顺潮流，得民心，从而了解到各级组织和广大基层群众的这种迫切要求。还有就是来自他自身的品质，来自像他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来自他的信心和耿耿情怀。所以，习仲勋同志1979年4月进京开会，就一定要给广东要权，并且要到了权。
今天想起这些，想起习仲勋同志是怎么样切实地为群众做事，为广东的未来发展去争取，他的这些精神、品质，确实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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