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后来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建议和要求是不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张：是的。一方面，广东迫切地需要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另一方面，当时中央也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正需要找一个地方做试点。这个试点不会是一个县、一个区、一个市，那个规模太小。肯定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份来推行这个试点。广东是这样大的一个省，有五千万的人口规模，又是沿海省份，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占有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来讲，国家总不可能把特区办到内陆的边远省份吧，一定要在沿海这个地方。古语说“天时，地利，人和”，广东就有这样的人文、地缘优势。前面我讲了，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在中南组听到了习仲勋的要权意见，后来各大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再次讲，“ 广东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广东省委的要求，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给广东权力，让其“先走一步”。当他在听到广东有关“贸易合作区”的名字一时定不下来时，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个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小平同志指示广东省委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不久，中央决定委派谷牧同志会后来广东调研并协助起草相关文件。所以，我深深感到，广东向中央要权和中央批准广东的要求，这是不谋而合，上下同心。
我们在北京还没有回广东之前，习仲勋同志就跟我说：“汉青，你赶紧给省里打个电话，让大家知道中央同意了，好做点准备。”我就赶紧打电话，当时是省革委会的李美清同志接的电话。我就跟她讲，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这样在中央派谷牧同志下来之前，广东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采访者：大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准备材料，一是起草汇报提纲；二是提出有关“特区设想”。这就得要算账，要准备讨价还价。向中央要权，要政策，需有个发展目标，到哪一年要达到创汇多少；同时，广东的财政是要上缴中央的，到底要上缴多少，搞大包干，也有个磨嘴皮的过程。特别是财政部，它们抠得很紧啊，不会轻易放过。地方上缴得少，中央财政就吃不消嘛；上缴得多，也影响地方的发展。所以肯定要谈几个回合，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年5月13日，谷牧副总理带领工作组到广东，帮助广东省委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后来又去了福建，也是帮助准备文件报中央。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也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中，关于财政方面，明确“明后两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12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1亿元”。还明确“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的“东三区”之行，您是全程陪同的，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张：“东三区”，这是习仲勋同志习惯的讲法，后来我们就沿用下来了。是指1978年7月至8月，他带着我们几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到广东东边的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做调查。这次考察工作中，调研农业状况是重点。习仲勋同志很重视农业，从他来到广东，就一直在抓。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布广东的山山水水。当时广东的农业状况很差，一方面南部偷渡外逃跑了很多青壮年，人力不足；另一方面从“东三区”以至全省来说，生产方式都很落后，产量、规模都不行。广东四季常青，却没有菜吃，这么多沿海、湖泊、江河，却没有鱼吃，因为农、林、渔业落后了。
这次“东三区”之行，习仲勋同志先后到了21个县，接触了很多人。这一路，他都到农村的田里去看，到水边去看，沿途也都要仔细观察那些山头。他和地方干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在东江上游一带，他看到许多山头光秃秃的，就指出，“这个农业太落后了，山上也是光秃秃的。没有山就没有水嘛。广东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地占了七成，江河湖泊占了一成，耕地才只有两成。你这个山搞光了，光山秃岭，不行啊。农田基本建设不光要治水，而且要治山，我们要靠山吃山，吃山就要养山，不养山就会‘坐吃山空’。”他还讲，“山林对农业的关系极大，一片森林就是个小水库，凡是森林覆盖面积大的地方，水土就不流失，还可以调节气候。”所以，当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山区，林、粮、果、杂粮经营得很好，既造了林，又开垦了梯田，种上果树、杂粮，他就很高兴。他提出要搞好规划，把治山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一路上就跟我们讲这些，一路找各级干部座谈，找群众谈话，到村庄、地头、山野、工厂调查。我们都认真地记录下来。最后他用八个字概括他的印象：“形势很好，问题不少。”
这年广东早先遇上连续四十多天的低温阴雨，推迟了早稻插秧季节，但经过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从全省统计，粮食生产仍获得了好收成。三个地区早稻丰收了，人心比较稳定，群众情绪较高。但广东的农业发展不快，耕作还比较落后。当时正是晚稻插秧季节，一路上，习仲勋同志看到拖拉机不多，只有很少几辆，像在龙川，一辆都没有看到。一直到了五华、兴宁那边，才看到稍多一点。而后来在汕头的普宁县洪阳镇，习仲勋同志看到田里有两个大汉在前面拉犁，后面一个大汉在掌犁把，三个人拉着一张犁翻地。习书记看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他说：“这个怎么得了啊，解放那么多年了，现在还靠人力拉犁。”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缺乏耕牛，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1979年2月，习仲勋到肇庆农村了解农民自制沼气情况。（左一为齐心，右二为张汉青）
所以，习仲勋同志下定了决心，农业一定要搞好，事实上，他一来广东，就是来抓农业的。1978年省委抓了整风，结合解决农业落后问题。后来习书记本人还兼了省农委主任职务。农业方面问题很多，肥料也缺，农机也缺。还有允不允许包产、包干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不同做法。过去讲支农，实际上农业并没有被摆在首要位置上，而企业的扭亏增盈，有的是搞“转亏增盈”，把亏都转到农民头上了。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严峻而且复杂的问题。他带领省委一班人，重视解决农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探索农村的改革。他大胆支持一些地方对包产、包干的试验，同时又不搞一刀切，让各级党委按照不同的情况去做。
习仲勋同志多年养成一个习惯，做了什么工作，总要向中央写报告。他来广东以后，隔一段时间就要向中央汇报一次。老人家做事的认真、严谨和敬业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省委工作中的问题，他自己有机会自己讲，有时候就请省委书记李坚真大姐去讲，因为她和中央各方面都很熟悉，有时候习仲勋同志就说，“大姐，你去讲一下吧！”有些问题，比如省委做了决定，他还不放心，还要向中央汇报，他很重视这个过程。
你看，现在我们六十岁就退休了，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习仲勋同志那时候六十多岁才来挑重担呢，而且是这么重的担子，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真是不简单。他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工作方法和精神，令人钦佩。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在担任领导岗位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党史、党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那么在那个时候，您就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是否和习仲勋同志有过比较多的交流？
张：这方面确实有过一些交流，我是从一个晚辈和助手的角度来同习仲勋同志交流的。习仲勋同志这个人之所以这么朴实，之所以和群众感情那么深厚，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也因为他一生的事业都是为了群众，也一直在受到群众的支持。可以说他与群众就是鱼和水的关系，他热爱群众，并得到群众的爱戴支持。毛主席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另一方面，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中，顺境、逆境，都体验过。如果讲顺境，他那么年轻就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么重要的职务，当时毛泽东叫他“娃娃主席”；当然，这个顺境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艰苦奋斗得来的。如果讲逆境，他在人生最巅峰的时期，在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期遭受迫害，一下导致了十六年的隔离审查生活，在他复出的时候，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了。这种含冤受屈、惨遭磨难的逆境，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熬得过来，还能继续振作起来，为人民再立新功的。习仲勋同志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投身革命，他年轻有为，再加上后面曲折的阅历，这些磨难，习仲勋同志全都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那么也就造就了他这个人更坚强的品质。
现在有些年轻干部学历和文化水平不低，但缺少历练，没有什么实践功底，没有什么群众工作经验，这是一个缺陷。有一次，我跟习仲勋同志谈起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存在的问题，他问是什么问题，我就谈到了主要是有两大不足：一个就是理论修养不足，解放初期，机关里对学马列抓的很紧，尽管工作很多，还是要坚持理论学习，形成制度，但是到了后面就越来越不足；再一个就是群众工作的经验不足，根底不厚，对干部到基层锻炼抓得不够好，“三门干部”比较多。习仲勋同志认为我讲得对。所以，现在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这一课，是一定要补的，并且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过去考察干部有一条，就是看群众基础怎么样，会不会做群众工作。
像习仲勋这样的老同志，他们跟群众接触得特别多，讲话胸有成竹，很放松，很谈得来，也有话题可谈。从他们自身来讲，喜欢跟群众交谈，同时，群众也喜欢跟他们谈。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干部，跟群众接触就没那么容易，也不知道怎么跟群众谈话交流，跟群众缺少共同语言。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最初去宝安、到沙头角那次，是在1978年7月，那是很热的时候。习仲勋同志住在县招待所，房间里只配有电风扇。习仲勋同志出门就拿着一把大葵扇。在广东那几年，逢酷暑天气，习仲勋同志像个普通的邻家老人一样，拿着大葵扇到处走，照样跑基层、上会场，根本看不出他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习仲勋同志的朴实、平和，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习仲勋同志到群众中间，就像鱼回到水里一样，非常从容，非常亲切，可以无话不讲，坦诚交心。他发自内心的特别重视群众工作，特别关心群众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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