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张汉青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张汉青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20日上午
采访地点：张汉青同志家中
人物简介：张汉青，1931年11月生，广东揭阳人。1949年8月入团，1950年3月入党。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干事，以后长期在党委机关和新闻战线工作。1963年5月开始，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秘书，后下放中央办公厅、广东省委“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到南方日报工作，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1978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1985年6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广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92年起，任广东省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区。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张汉青
采访者：张书记，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就长期在党委机关和新闻战线工作，对党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那么您对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以前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
张汉青（以下简称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著，但以后在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中，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不断，有很多老同志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迫害。比如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样的，威望很高的一个西北局书记，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他都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结果康生利用《刘志丹》这本小说，捏造罪名，迫害了他这么多年。
习仲勋同志是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挑起的《刘志丹》小说事件和所谓“利用小说反党”问题，从此蒙冤受屈，开始了他人生一段坎坷漫长的受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康生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条子，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念了这个条子，就变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广为流传。后来康生任“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同志遭到长时间的迫害。
首先，那本书是以小说形式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同志生平的文学作品，完全没有反党；况且，由于习仲勋同志对刘志丹同志非常了解，他对那本书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并曾经不同意写这本书，并不是积极推动那本小说出版的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习仲勋同志所经历的这16年的审查都是彻头彻尾的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同志才于1978年初复出，并奉中央之命南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已65岁。
这16年，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正是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时期，很可惜呀，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不仅对习仲勋同志造成了非常残酷的迫害，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千万不能搞，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多少人，对我们国家伤害非常大。
所以，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以后，平反冤假错案，非常坚决。他到广东半年左右，就向中央汇报了有关广东历史上反右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后又明确提出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把冤假错案基本处理完。同时，他对落实人的政策，采取入情入理的态度。就是对确有错误的同志，按他的说法，也要“心硬手软”，对其所犯错误要严肃指出，但处理要宽容些，要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习仲勋讲过这样一句话：“犯错误同志的心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1979年2月到肇庆地区，在同基层干部座谈时，发现有些同志挨了整，受了委屈，心里不大痛快，习仲勋跟大家交心。他说，要说委屈，我也是受委屈的。把我关起来，监护起来，不让工作，一共16年，要发牢骚是有很多可发的，但我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的锻炼。我已60多岁了，要把一天当做两天用，尽量多做些工作，这才称得上是毛主席亲自教导出来的老干部。希望受了委屈的同志，振作起来，好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比空空洞洞讲理论有用得多。因为习仲勋同志和他们一样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受到的迫害比他们要严重多了，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更有分量，更让这些干部受到教育启发。
习仲勋同志受迫害的时候，周总理尽力保护他，后来在他复出之前，叶帅、王震同志的意见，还有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最终使他摆脱了困境，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帮助他。直到1978年3月，也就是习仲勋同志来广东的前一个月，他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复出的时候，很多老同志都很高兴，都来看望他。在他来广东之前，中央对他的期望是很大的，包括叶剑英元帅也是对他期望很大。
1980年5月叶帅回故乡梅州那一次，当时是习仲勋同志陪同的，我也去了。临离开梅州那天，在地委院子里，叶帅同大家见面，讲话。他和习仲勋同志还有梅县地委的同志，大家就那么站在院子里，但是叶帅年纪大了，说话声音有时不大清楚，当时也没有准备扩音器，习仲勋同志看大家有的听不清楚，就跟我说：“汉青，你给翻译一下！”我就大声给叶帅翻译，其实也不是给老人家当翻译，就是当个扩音器（大家笑）。
叶帅一向是很支持习仲勋同志的。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大刀阔斧抓工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1978年，叶帅就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让耀邦转达他的意见，叶帅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采访者：在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您从《南方日报》副总编辑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和习仲勋同志在一起工作，所以您对他在广东期间的工作情况，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的情况应该是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张：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主持工作期间，他的工作方式，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可贵的群众观点、群众情怀、积极践行群众路线的精神，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广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习仲勋同志离京来广东是1978年4月5日，那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第二天，他出席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仲勋同志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年底中央下发文件，由他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当选为省长。他主政广东共两年八个月。习仲勋同志来广东这段时间，正面临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百废待兴。我记得，当年习仲勋同志用的是“百废待举”，这个词比“百废待兴”似乎更要贴切。“废”、“举”是对应的，并且“举”字原来繁体字下面是个“手”字，是“对举”，两手举起的意思。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不光有物质、经济、生活方面的意思，还有之前一些错误混乱、极左观念的纠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他实际上是临危受命，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来广东挑这个重担的。
当时，对广东的大致情况和面临的繁重任务，习仲勋同志心里是有数的，但是对广东具体的风土人情，社会环境，人民生活，他并没有实际接触过，只能来了以后迅速地适应。这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广东气候潮湿炎热，对他这个一直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是比较难受的。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广东当时的情况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四人帮”也刚被打倒不久，正处于社会巨变的时期。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后，社会萧条，何去何从也很迷茫。广东一方面需要治疗创伤，一方面需要寻求前进的路子，所处局面是非常纷繁复杂的。所以，习仲勋同志在这个时候来全面主持省委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有多么繁重。他在广东期间，以一名老战士的顽强意志和高度的责任感，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夜以继日地工作，既大刀阔斧，又谨慎细致，给广东的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关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