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习仲勋同志1962年被康生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迫害、受审查以后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这段时期的经历，《习仲勋传》编委会的同志们曾经实地采访，走访了当年与习仲勋同志相处过的群众，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的内容，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王：好的。我们编写组的同志在走访搜集材料的时候，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事例，确实让人感动。
1965年夏天，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找到习仲勋同志，宣布了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当时，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型企业，就坐落在洛阳市西郊。习仲勋同志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时，这个厂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了。
习仲勋同志到工厂以后，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赵祥庆带他在工厂各处熟悉工厂的情况，介绍厂部、车间的细节，跟他说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和职工的生活状况。大概熟悉了情况，赵祥庆就对习仲勋同志说：“你才来，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后可分管设备和安全技术工作，至于参加劳动，每星期到车间劳动一天就行了。”习仲勋同志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来这里主要是劳动锻炼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在车间参加劳动。”厂领导考虑到他需要读书和写作等需要，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习仲勋同志也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岗位就在车间”。
习仲勋同志对厂领导说这些话，态度非常诚恳，厂领导见此情形，也不好拒绝，就把他安排到工厂车间的班组里进行劳动。这个车间有车、铣、刨、磨、钻、钳、电等不同的工种，技术力量也比较强。
当习仲勋同志第一天到车间上班时，车间党支部书记修永章把他介绍给工人师傅们认识。习仲勋同志向大家友好地微笑，并且谦虚地说：“我到车间参加劳动，要向各位工人同志学习，拜大家为师，希望多多帮助，不要有什么顾虑。”他还说：“我以前下基层的时间不多，特别是到工厂的机会更少，这次能下放到洛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骨干企业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但古人说过‘学而不厌’，我有决心向各位工人师傅求教，虚心学习工业知识，学习劳动技术，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习仲勋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时的工作证。
习仲勋同志对车间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工作态度就和初进厂的年轻工人那样认真和诚恳，而且他对这个工作也很感兴趣。为了让他尽快掌握工作，车间安排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和宋福堂两位同志教习仲勋同志电工技术。习仲勋同志在工人师傅的帮助和指导下，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积极实践，专心地研究电工技术,努力工作。
习仲勋同志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上了年纪，体力也比较有限，赵发劳师傅有意照顾他，就经常给他安排那些不需要很多体力，而且也不脏的活。习仲勋同志察觉后，就跟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见他这么说，赵发劳很感动，其他工人师傅知道了这个事，也深受教育。
习仲勋同志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考勤，没有过一次旷工。不仅如此，他每天都会早早来到车间，开始干组长安排好的工作，有时候他下班了也不回宿舍休息，自己主动加班，放不下手里的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习仲勋同志很快就熟悉了电工和钳工的基本技术要领，而且能够不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自己独立地组装产品了。
习仲勋同志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大家，在工人师傅们的眼里，他不再贴着“前副总理”的标签，大家把他当成一名普通群众，一位可敬的长者和可亲的好朋友来相处。在工作之余，大家很愿意和他聊天，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他说；像国家大事，历史、军事等问题，大家也很愿意向他请教，习仲勋同志也向来是有问必答，和工人师傅聊得非常投机。
这个时候，尽管习仲勋同志的处境变化很大，但他仍然以积极的态度生活、工作、学习，他每天都要读书和看报，学习知识；在工作上努力学习和钻研，掌握劳动技能；他和工人们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工人经常到他宿舍串门，聊家常，他也经常去工人家里做客，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赵发劳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家里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房子里，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便到他家去拜访。到了赵发劳家，他看到居住环境很窘迫，居住条件也很差，而且他了解到，他家每个月支付的房租是个挺沉重的负担，他就拿出100元钱塞给了赵发劳，并宽慰他克服困难。那时候100元钱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赵发劳家里人非常感激，心里感到暖洋洋的，但却不知道他是谁。等习仲勋同志走了以后，赵发劳的爱人就问：“这人是谁呀？说话做事这样在理。”当这位朴实的妇女知道这位和蔼的长者就是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时，激动得眼眶湿润了。
逐渐的，习仲勋同志和厂里各个部门的同志都熟悉了。有一个休息日，他到厂保卫科的干部杜道杰位于洛阳北郊井沟村的家里去做客，杜道杰带着他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又登上邙山，走进位于山区里的井沟村。杜道杰的父亲热情地欢迎习仲勋同志，还给他煮了热腾腾的嫩玉米吃。习仲勋同志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说：“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了。”习仲勋同志和杜家人亲热地交谈，了解了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又到村庄里到处看，看地里庄稼的长势，看村里饲养的牲畜是否肥壮。当井沟村的群众知道有个领导来了，就来看他，围着他拉家常。习仲勋同志面带微笑，非常和蔼地问他们家里有几口人，生活过得怎么样。他还问生产队的生活情况，水利设施如何，农机具是否齐全、完好，还问了农民的劳动收入分配这些具体细节。当听到这里的群众生活还很贫苦，还面临着很多困难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深感忧虑，完全忘记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心中只装着人民群众的疾苦。
虽然这样，习仲勋同志仍然尽自己的努力帮助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志们，经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面拿出些钱，周济那些经济困难的同志，有时候给10元，有时候给20元。习仲勋同志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连件新衣服、新鞋也舍不得买，但帮助困难的同志，却毫不吝啬。有的时候，有些工人觉得他生活也不宽裕，不好意思拿他的钱，习仲勋同志就大方地说，“这是借给你的，你啥时候有了再还我也不迟！”工人们对他也非常好，家里有什么物产都经常给他拿来，有的给他送红枣、送核桃、送柿子，等等，大家关系很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
1966年5月的一天，洛阳矿山机器厂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习仲勋同志根据他平时接触群众调查的一些情况，发言说：“住在谷水南村的工人，没有生活福利，没有补助，这是个大问题。孩子上学看病都和住在厂里宿舍区的工人不一样，住房很小也很黑，有的长时间还吃高价粮，这样怎么行？”他还说：“突出政治都要落脚到生产上，领导革命化，质量革命化，最后都要落脚到生产上，不这样做便是空架子。”
习仲勋同志的职务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副厂长，但他从来不搞特殊化，一直穿着从北京带来的旧中山装在生产第一线辛勤的劳动，身上的油污很多，他就自己洗衣服。他吃工厂食堂的饭，和工人吃的一样，从来不开小灶，不提特殊要求。而且他从来不挑食，也不剩饭，无论饭菜做得是否好吃，都会全部吃光，一粒米都不会剩下，他常说，“粮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浪费了多可惜呀！”
习仲勋同志平时很喜欢和工人一起在大澡堂里面洗澡，经常一边洗一边聊天。除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外，他也和周围的居民相处得很融洽，每当吃完晚饭，他走出工厂到附近散步时，经常会走到南村的苹果园，和当地农民聊天。
采访者：我们知道，后来习仲勋同志被造反派无端地从洛阳矿山机器厂带走，之后度过了13年漫长的审查、批斗和“监护”的生活。1975年，专案组又把他送回了洛阳，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放”。这段期间的事情，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王：习仲勋同志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是受尽了苦难、折磨和动荡不安的，他来到洛阳耐火材料厂以后，比起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候，自由度要小得多，但是比起他受批斗和“监护”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对较为稳定了一些。尽管他在生活方面很受限制，而且还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时刻监视着他，但他仍然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人、农民，和厂里的很多工人都成了好朋友，他对群众发自内心的关心，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几年，但当时的经济环境仍然很差，厂里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职工。和当初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候一样，习仲勋同志只要见到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就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钱来接济。
当时厂里有一个长葛籍的职工，母亲患了病，需要注射一种药，但是那种药价格不菲，他没有钱买，很是焦急。习仲勋同志听说这个情况后，就托人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了药，送给这位职工，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那个年代，公共交通不发达，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坐公共汽车上班很困难，但是市里面的领导并不体察民情，迟迟不给解决。习仲勋同志就挤公共汽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大门口，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拒绝让他去见市委书记，他严肃地说：我是习仲勋，我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传达室一听，不敢怠慢，连忙上报。就这样，习仲勋同志见到了市委书记，并且把耐火材料厂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一五一十说清楚了，并敦促尽快解决。果然，事情很快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职工们对他心系群众、敢于直言的精神非常敬佩和感动。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挂职锻炼”，给习仲勋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图为1986年习仲勋为该厂的题词。
负责监视习仲勋同志的造反派头头叫郭永太，他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习仲勋同志刚进厂的时候，郭永太对他很不尊重，摆架子，说话也很无理。习仲勋同志首先对他从不姑息迁就，只要有机会就给他讲道理，告诉他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一开始郭永太并不接受，但习仲勋同志从不放弃改变他的希望，多次和他交流，郭永太慢慢听进去了习仲勋同志的话，也逐渐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思想有所转变，态度也由傲慢转为尊敬。后来，他们竟然成为了朋友，经常一起聊天，对于国家大事，他也常向习仲勋同志请教。通过习仲勋同志对他的教育，郭永太逐渐意识到了“文革”是一场浩劫，也了解了“四人帮”的罪恶，以及给整个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失，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从内心深处开始反对“四人帮”。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在和郭永太聊天的时候，问他：“小郭，如果林彪集团上了台，我就要回到山上去打游击，到那时候，你给我带路吗？”郭永太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几年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郭永太被免职，当时习仲勋同志已经调到广东担任领导职务，他仍与郭永太保持着联系。后来，组织上调查郭永太监管习仲勋同志时期的情况，习仲勋同志向组织说明了他思想转变，与“四人帮”决裂的实情，使得组织上能够对他从轻处理。
在“疗养休息”期间，习仲勋坚持每天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他常和工友们一起泡澡、喝茶、聊天，经常用生活费接济困难职工，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左图为洛阳耐火材料厂澡堂，右图为习仲勋用过的茶缸。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还经常给他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好朋友写信，如他给一名普通工人丁根喜写的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群众的亲切、客气、饱含深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离开洛阳，又于四月初离京来穗，来后忙得连给您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很对不起，想您定能见谅。
兹趁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阳之便，捎此信给您，我的详细情况由他面谈，这里不赘。您有什么事，只管来信，如有机会来此出差，定当热情接待，顺祝安好。并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红小孩问好，忘记了大姐名字，请谅。
深知您是雪里送炭的好同志，绝非锦上添花的人，盼于百忙中来信见告近况，又及。
敬礼
习仲勋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四年多以后，习仲勋同志已经从广东上调至中央任职，仍与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工人不断通信往来，而这些工人朋友只要有机会到北京出差，都会去看望他。习仲勋同志则每一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跟他像当初在洛阳时那样说说心里话，拉拉家常。有一次，洛阳耐火材料厂一位给习仲勋同志理过发的师傅来看望他，却被工作人员阻拦，找个借口打发了回去，习仲勋同志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说：“对群众，千万不要烦！”之后，硬挤出时间接见了他，和他亲切地交谈，并且托他给工人们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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