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习仲勋同志5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以后，对信访工作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制度，70年代末他主政广东期间，对群众来信来访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情况您能否具体谈一谈？
王：好的。50年代初，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都进行得很好，中央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正是由于他杰出的工作成绩，从1952年，就调他到中央工作。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习仲勋同志群众工作的作风是一以贯之的，他对群众来信来访非常重视。从1954年到1959年，这个期间他建立了国务院办公体系的一套制度，可以说，现在来访来信的这些制度，基本上是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时期建立起来的。
那个时候的领导同志要了解具体情况，一个是通过下乡调查，一个是通过群众来信来访。习仲勋同志对信访干部要求非常严格，他希望信访工作者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优秀、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1972 年冬，齐心获准带着儿女看望监护中的习仲勋。为了记住这难忘的相会，齐心和子女拍了这张纪念照。前排右起：齐桥桥、齐心、习安安；后排右起：习近平、习远平。
习仲勋同志本身事务非常繁忙，但他即使再忙，也不会忽视对群众的来信来访的重视。我们国家地大人多，各地的群众来信和来访数量是非常多的，国务院秘书厅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的工作非常繁重，四十多名干部仍然忙不过来。因为忙不过来，会造成有些事情积压下来，得不到处理，习仲勋同志就派他的秘书去帮助信访室工作，而且他要求，群众反映的事情要直接汇报给他本人，由他来直接处理，他的这个优良的工作方法后来形成了制度化，传承下来。如省委书记要直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规定，都是习仲勋同志当年确定下来的。
习仲勋同志对群众来信来访，几乎件件不落，在西北局也是这样，在国务院期间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里，他接到六七千封信，基本上每一封都回了，后来因为实在没时间了，剩下40封没有回，他吩咐秘书也都回了。
1957年冬，甘肃省高台县农村干部来信，反映了当地的一些恶劣情况，地方干部搞强迫命令，造成了生产的破坏，群众吃不饱饭，忍饥挨饿，有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甚至有的群众被饿死。送信的人千方百计冲破了地方的阻拦，路费又被盗，一路要饭才来到北京。习仲勋同志看完这封信，心情非常沉重，他马上找到周恩来总理，把这封信的内容向他作了汇报，又给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让他立即调查处理这件事。习仲勋同志始终把这件事装在心里，到了第二年9月，习仲勋同志赴西北考察时，还专程赴高台县，看看去年的政策有没有落实，当地的情况是否有改善。
三年困难时期，某省的群众来信，反映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包地方群众用来充饥的东西。工作人员把信呈给习仲勋同志，把那包吃的也交给了习仲勋同志。他仔细看完了信，紧锁眉头，又打开包裹，看到那块地方群众用来充饥的东西，黑乎乎的，却看不出来是什么做的，便掰了一块，旁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习仲勋同志已经把那块东西放在嘴里嚼了，并且很费劲地咽了下去，吃完以后，他面色沉重，对大家说：“群众就吃这种东西，实在太困难了。”随即，习仲勋同志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派出了调查组赴当地，弄清了情况，并随后着手往灾区调粮食，群众吃上了救命粮，终于渡过了难关。习仲勋同志到了广东以后，依然十分重视信访工作。当时刚改革开放，来信来访特别多，负责信访工作的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他就让他的秘书直接住在信访室，很多时候他还要派秘书到街上去看大字报小字报，把重要的抄回来汇报。当习仲勋同志的秘书也是很苦的，一个人要干好几个人的活。那时候也没有数码相机，手机，可以照一张就拿回来，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啥情况，啥地方的事，都要搞清楚。
在广东，比较有名的两件群众来信事件，一个是惠阳地区麦子灿的来信，一个是匿名的同志写的“习以为常”的信，广东的同志应该已经详细给你们讲过了。像这两封群众来信，都是提意见提得很尖刻，说话很难听的。但是习仲勋同志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正确地处理，这反映了他对待群众来信的积极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从50年代初他在国务院时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直到70 年代末80年代初他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对待群众来信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和关切，他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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