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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脑子里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2016年01月22日08: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采访实录,包括31位曾经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他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录,共42万多字、100多幅图片,其中许多图片是首次公开发表。本文是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对王改民同志的采访实录。

采访对象:王改民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4日上午

采访地点:王改民同志办公室

人物简介:王改民,生于1947年11月,陕西咸阳秦都区马庄镇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先后在洛川县百货公司、县商业局、县财政局、县政府办、咸阳地委办、省委政研室、省委办公厅、陕西日报社、省政协工作,曾任省委政研室农业处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陕西日报社社长,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常委、提案委主任。2008年,任《习仲勋传》(下卷)编委副主任,负责编写工作。

习仲勋同志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础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王改民

采访者:王秘书长,您曾经参与了《习仲勋传》(下卷)的编写工作,在几年的收集资料、调查走访和编写工作中,对习仲勋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有着很深入地了解,所以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听您讲一讲习仲勋同志与人民群众密切接触,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热爱群众的事迹。

王改民(以下简称王):习仲勋同志在陕西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西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他到国务院工作、“文革”后到广东工作、之后又回到中央书记处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现了他一心为党为人民群众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我是陕西人,也一直在陕西工作。但是因为年纪相差太大,我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没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是1996年10月15日,大家为他庆祝84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一些是从陕西老同志言传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从参与《习仲勋传》(下卷)编写工作中得到的。

2007年,我任陕西省委秘书长时,参加了广东省委召开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的首发式。因为由陕西主持编写习仲勋丛书,包括《习仲勋文集》、《习仲勋革命生涯》、《习仲勋传》。此时,《习仲勋文集》、《习仲勋革命生涯》已经先后出版,而《习仲勋主政广东》是《习仲勋传》(下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省委邀请陕西省委习仲勋丛书编委的领导参加首发式,陕西省原省委书记张勃兴是丛书的编委会主任,我是陪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参加完首发式以后,齐心同志在广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陕西汇报了《习仲勋传》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促进《习仲勋传》尽快出版。回陕西后,我们向赵乐际同志作了汇报,按照他的要求,陕西加快了工作进度,《习仲勋传》(上卷)于2008年4月出版。上卷是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贾巨川同志执笔写的,他也已着手下卷的工作。贾巨川同志为这本大型传记著作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个时候,省委决定让我做《习仲勋传》(下卷)的编委会副主任,这样我就有幸参加了《习仲勋传》(下卷)的组织编写工作。

从2008年5月开始,到2013年的8月《习仲勋传》(下卷)出版发行,我一直负责编写小组工作。在整个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在访谈、撰写的过程中,我对习仲勋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了解得更多了。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非常精彩的一生,他不仅对党的事业有着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也有着非常崇高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我感到特别突出的有三点:第一,他从来没有搞过“左”的东西,从没犯过“左”的错误,他为人处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第二,他从来不整人,你看,和习仲勋同志打过交道的人,甚至是反对过他的人,他从来没有整过任何一个人,即便是整过他的人,甚至在批斗他的时候打过他的人,他都不会计较,胸襟非常宽广。第三,习仲勋同志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调查研究,在任何职务上,他都坚持这两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敢为人先,甘为人先,贴近群众,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民。

习仲勋同志在晚年曾经不无感慨地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习仲勋同志的话很朴实,也很谦虚。而我们回顾历史,所看到的是习仲勋同志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思想品质和光辉的榜样,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习仲勋同志说的这番话,也和他解放初期刚到西北局工作时所讲的话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要本着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去工作。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做人民的长工。”那个时候刚刚解放,长工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习仲勋同志的意思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是官老爷,高人一等,要像长工一样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那么他指的掌柜是谁?就是人民群众。所以,可以说他的这种群众观念,是一以贯之的,总体反映了他一生的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为群众做事。

采访者:您在参与编写《习仲勋传》(下卷)的时候,一定了解到习仲勋同志的很多事迹,可否给我们讲一些他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例?

王:我讲几件事情吧。

1960年,三原县革命老区淳化有个烈士陵园建成了,当地给烈士陵园撰写了一篇碑文。当时县委书记说:“习仲勋曾经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我们这个碑文应该让他看一下。”旁边同志质疑说:“习仲勋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咋能叫人家给咱看这?”还有的同志说:“这事情太小了,麻烦人家行不行?”但是也有的同志说:“我看能成!习仲勋同志当年在三原县工作的时候,群众找他办事情,他都给办,从不推脱,我看这事能成!”

1951年12月,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青海西宁为即将返藏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送行。图为习仲勋与班禅在塔尔寺交谈。右一为十世班禅。

后来县委书记就把碑文发函寄给了习仲勋同志,同时派人到北京去找习仲勋同志办这个事。习仲勋同志见到这个同志以后,高兴得很,他说:“这是好事!”他亲自修改了碑文,让秘书抄清寄回三原县委。习仲勋同志对待群众的事情,对待基层的事情,都非常认真。这说明他对群众的事,对基层的事,非常重视。

还有一件事。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民族问题,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表面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问题,它有着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是你怎么样去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习仲勋同志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1950年,习仲勋同志有一次去青海塔尔寺视察,当地的藏族群众出来欢迎他,他就与大家交谈。他问:“你们愿不愿意土改?”藏族群众说:“我们不愿意土改。”习仲勋同志一听群众这么说便问当地的藏族干部:“土改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情,老百姓为啥不愿意?”藏族干部说:“藏区的情况和内地有所不同。藏民生产的粮食,其中有一部分要供应给寺院,但是土改以后,就没有这个可能了。这种情况下,寺院就难以生存了。”这个同志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当时西藏土改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当时藏传佛教是藏族群众的唯一信仰,如果土改了,寺庙就难以为继,藏族群众肯定是无法接受的。习仲勋同志听后,当即就表态:“凡是寺院周围的群众,不搞土改。”群众欢呼起来。

后来,不搞土改的范畴又扩展到牧区、半牧区,这个当时是符合中央政策的。习仲勋同志觉得盲目地在藏区的一些地区推动土改,会伤害这些群众的利益,伤害民族感情,不尊重宗教信仰,就果断地修正牧区、半牧区土改政策。所以后来青海在牧区先不搞土改,只在农业区搞土改。这个决策很有效地稳定了当时的民族关系。就是因为习仲勋同志确实深入基层与群众交流,听到群众的呼声,了解了群众的诉求,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首先要倾听民族群众的诉求,尊重他们的文化,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民族群众的利益去考虑,和民族群众真诚地交往。习仲勋同志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局工作的时候,也是民族关系稳定、统一战线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1951年8月22日,习仲勋同志参加了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他说:“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必须首先争取和团结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赞助土地改革,只有团结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赞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他特别指出:甘肃的临夏地区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即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他说:临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派出了100 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专程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使正确的政策得到了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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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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