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王 超
1950年10月，46岁的任弼时英年早逝。作为战争年代与其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贺龙悲痛万分！他含泪撰文悼念：“我和弼时同志开始见面并成为亲密的战友，是在人民解放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那是怎样一段艰苦的岁月呢？贺龙回顾道：当时蒋介石以优势兵力进攻我们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阻梗了我们和党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正在这时，弼时同志等所率领的六军团与我们二军团胜利会合了。由于两个军团的会合，特别是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兴奋之情，亲密之意，跃然纸上。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模范会师。任弼时：“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贺龙：“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
贺龙和任弼时的会面，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1934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说红六军团“一路是探路”，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既后来恢复番号的红二军团活动地区——笔者）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任弼时根据当时形势认为这“是不可免的”。事实证明，任弼时与贺龙的会面是愉快的，两军团的会师是团结模范的会师。
1934年10月26日，两军在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联欢会。这是黔东苏区东北端一个倚山大村，有近千户人家，红三军（此时未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司令部设在这里。为防止敌机空袭，联欢活动在树林里进行。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与贺龙等登上了主席台。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他指着贺龙向红六军团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贺龙满脸笑容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指战员敬礼，他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又是一阵笑声。
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杆子敲了敲自己的草鞋底接着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会后，红三军奉军委电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据理力争。任弼时、贺龙等致电中革军委：“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抵制中革军委将两军团分开行动的错误决定。任弼时、贺龙等协力同心，最终两军团集中行动的正确建议为中革军委所接受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以后，贺龙、任弼时等和中革军委发生了历时1个月的争论，焦点在于：一是两军团是集中行动、统一指挥，还是分开行动、各自直受军委指挥？二是集中兵力挺进湘西北开展攻势作战，还是由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西建立苏区？结果是任弼时、贺龙等的正确建议为军委所接受，也为后来两军团发展壮大，更好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乃至为形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格局取得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拉开这场争论序幕的是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的会师。两军会师后，直面而来的重要问题，是确定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方向。贺龙熟悉湘西地区情况，他和任弼时等研究后认为：第一，地处梵净山区的黔东特区新开辟不巩固的根据地，活动范围窄；冬季大雪封山，部队过冬有困难。第二，两军合则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军委电令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而盘踞在那里的湘西军阀陈渠珍和苗汉地主豪绅勾结，红六军团孤军深入，一时难于立足。
任弼时、贺龙等会商后，于10月25日致电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同时，决定将黔东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两军现有伤病员合编成独立师，留在黔东特区坚持斗争，而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军委在26日发出的复电中，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建议：“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红六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而此时两军团正向黔东苏区南腰界开进，未及时收到电报。
27日夜23时，任弼时、贺龙又致电军委，报告两军团主力挺进湘西北，准备在湘鄂川黔几省交界处开创新根据地，并说明红六军团不直接向乾城、凤凰地区行动的原因。28日，任弼时、贺龙等率主力向湘西北发动攻势，当晚才接到军委26日复电。经过审慎研究，当天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致电军委，再次陈述利弊：“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之（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这3份电报集中反映了两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兵力、进军湘西北军事方针的正确依据，表明他们因地制宜，坚持己见的正确态度。
对此，军委于29日再次复电重申：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应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改编数天后应直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印、秀之敌，向黔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复电既不符合战场实际，又不采纳下级合理建议。
既然中央来电要求“向湖南大发展”，任弼时，贺龙等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不去乾城、凤凰地区，而是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北进军。10月30日，两军团顺利通过酉阳，连日急行军，向湖南龙山县招头寨前进，11月7日占领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摆脱了川黔军羁绊，甩开了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部队集结永顺县城附近，得到了1周时间的休整。
11月13日，朱德电示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这表明中革军委已开始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16日，中央书记处电示任弼时、贺龙等，对建立根据地、肃反、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给予指示。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为书记，同时成立军区，两军仍保留红二、红六军团名义，“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任弼时、贺龙分别兼湘鄂川黔军区政委和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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