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一
第二阶段：“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时期
从1932年12月（第15位领导人徐少保）之后，至1937年12月（第16位领导人任作民）之前，可看成湖南地下党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在时间段上，属于党史里的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后期和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时期。纵观湖南地下党省级组织18位书记的任职时间，我们发现，第15位的徐少保的任期到1932年12月止，而第16位的任作民的任期是从1937年12月开始。那么从1933年1月到1937年11月，这期间有近5年时间，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是谁呢？没有。难道我们遗漏了吗？难道是这5年中，中共湖南省委没有书记吗？
历史的事实是，不是中共湖南省委没有书记，而是这5年根本就没有中共湖南省委了！省委都没有了，哪来的书记？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左”倾路线对我党造成的损失，毛泽东说苏区损失了百分之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中共湖南省委正是这个白区损失了百分数之百中的一个典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破坏，加上叛徒的破坏（宁迪卿的叛变，使蒋长卿等多位湖南省委领导人被捕和牺牲），此时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除少数外大多都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虽然中共湖南省委这个党组织在湖南没有了，但是在湖南省与其他省的交界的一些地区，却存在一些特殊的中共省级党组织，如中共湘鄂赣省委、中共湘赣省委、中共湘鄂西省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湖南当时还在活动的中共组织有湘南特委（前期属湖南省委、湘赣省委领导，后期与之失去联系，独立坚持斗争，我父亲周礼就是在这里）等。
但是作为行政省的湖南省，确实没有中共湖南省委了。
此时也正是中共发展的一个转折关头，地处险恶环境的湖南党组织又孕育着新的生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从此开始重新振兴，预示着湖南地下党特别是省级组织又要开始发展了。
第三阶段：从恢复发展到结束时期
我们看到，这个阶段的3位领导人，任作民任职仅一个多月，高文华任职5年，我父亲周礼任职6年8个月。
由于任作民任职很短，所以，我要重点介绍两个人物：一个是高文华，一个就是我父亲周礼。
知道周礼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知道高文华的人可能就极少了。有一次，一个自称对湖南党史比较熟悉的人与我聊天，当我提到高文华时，他茫然不知此人。我告诉他，高文华不但任过湖南地下党的省委书记，后来还是南下湖南省委的副书记。
高文华是湖南地下党的重量级人物，他为湖南地下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凡是真正懂湖南党史的人，都知道他。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湖南益阳人，1905年出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刘少奇就是接替他任北方局书记的）。1931年在上海和1935年在北方局工作期间，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他与妻子曾两次忍痛卖掉自己的儿子。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后，党中央从延安派高文华、郭光洲、欧阳方、白云华（帅孟奇从南京监狱获释后，直接前往湖南）等人回湖南恢复、重建中共湖南省委。
1938年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同年7月改为湖南省委）在长沙秘密成立，高文华任书记。
当时在长沙，中共还有一个公开挂牌的机构，叫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王凌波任主任，徐特立任八路军高级参议兼驻湘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这一明一暗两个机构相得益彰，配合默契，把抗战初期的湖南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然而，好景不长，高文华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湖南从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很快就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期。
湖南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基本上就是1938年的一年和1939年的上半年（平江惨案前，全国亦如此）。在此期间，湖南地下党得到很大发展，全盛时发展到1个特委、1个地区工委、4个中心县委、37个县委和县工委、14个以县为单位的特支，党员约为5000多人。
1939年2月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后，国共合作形势大变，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大肆进行所谓清查__异党活动，破坏公众组织，屠杀共产党员。首先是1939年6月的平江惨案，湖南国民党在全国率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湘潭、邵阳、衡阳、常德、益阳等10多个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县委负责人被杀害。
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严厉督促地下党的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高文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及时组织暴露的干部、党员等撤退、转移，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高文华完成了这些工作后，于1942年12月与我父亲周礼、张春林、刘鼎在湘乡街埠头进行了工作交接。从此，中共湖南省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我父亲任书记，张春林、刘鼎任委员。高文华等湖南省委的原全部成员撤退回延安。此时，湖南有党员600人左右，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仅180人左右。
我父亲周礼是怎样被推荐、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的，我查过很多资料，没有任何记载，不得而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我父亲原名周策海，1903年出生，湖南炎陵（酃县）人。父亲1922年考入衡阳三师（长沙为一师、常德为二师），1927年3月考入长沙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政治班。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父亲翻墙逃出，后回家乡酃县。1927年7月，父亲在酃县入党，任凉桥党支部书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酃县水口时，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29年4月，父亲任酃县县委书记（一年后张平化接任）。红军长征后父亲留下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3月，父亲任湘粤赣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1936年5月，父亲任湘南特委书记。1938年1月，抗战后毛泽东派王涛（曾任湘南特委书记，后随红军长征）从延安来湘南找到父亲。不久父亲下属3支游击队（湘粤赣游击支队、湘南红军游击队、湘南赤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拔后，父亲留下任湘南特委组织部长（王涛任书记）。1940年9月，父亲任湘南特委书记。1941年7月，父亲到重庆南方局汇报工作和学习，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12月，父亲回湖南（行前周恩来单独找他谈话交代，准备任湖南省工委书记）后，一直协助高文华做干部、党员的转移、撤退工作。直到1942年12月高文华等最后撤离湖南。
父亲接手湖南省工委书记后，按照周恩来面授“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与省工委成员及留下的地下党员，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什么任务？什么工作？两个字：隐蔽。
地下党的首要任务就是隐蔽。共产党武装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存、发展自己，不打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除了必须保护领导机关、保护群众的情况外，绝不硬拼。地下党通常有两种系统：一种是以建设和发展党组织为基本任务的，今天讲的湖南地下党就是这个系统的；另一种就是潜伏在敌人中的情报人员，即所谓特工，他们通常是打入敌人内部，一般不进行组织联系。我们知道的李克农、钱壮飞、熊相会、郭汝槐等属于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党内是有严格规定不能相交的。
1944年5月，日军进行豫湘桂战役前夕，我父亲周礼接到南方局撤往重庆的通知，他通知与湖南地下党有联系的干部、党员，都撤往重庆。待父亲到达重庆后，中央的决策变了，南方局领导董必武、王若飞找他谈话，要他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再返回湖南，迎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父亲与同志们二话没说，立即回返。
没想到，1945年8月，等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打到湖南与湖南地下党会合时，日本投降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按中央指示立即北返。
1949年，父亲率湖南省工委进入长沙，湖南省工委进行了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由农村转到城市。
湖南省工委进城后，完成了一项载入史册的工作：策反程潜、陈明仁，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湖南和平解放后，南下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入长沙市，与长期坚持斗争的湖南省地下党胜利会师。1949年8月12日，南下湖南省委与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主要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湖南和平解放后党政机构的设置等事宜。1949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宣告成立，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礼任省委常委。
湖南地下党从毛泽东开始，到我父亲周礼圆满结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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