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
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毛泽东的公共卫生思想发轫于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因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泽东产生了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1932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情，毛泽东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1944年11月1日，毛泽东又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说：“边区文教会议的任务，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告诉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做斗争。”
毛泽东强调全民参与，主张预防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他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以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伟大气概大搞卫生运动”，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免疫注射，整治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还针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做出批示，对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张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预防疾病。
毛泽东指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时，在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设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开展，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负责。在运动期间，各种资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如清扫街道、灭杀钉螺等。在政权治理层面，面对100多年来外侵内乱造成的鸦片等毒品为患和伪劣药品大量充斥市场的局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授权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便解决了旧中国长期解决不了并令世界各国政府难以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毛泽东强调采用适宜的医疗技术。在“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毛泽东指出，医学工作“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严肃批评了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医学“以治疗为本”的思路，即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基于这种思想，大量赤脚医生遍布城乡，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状况的新模式。毛泽东让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公共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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