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一、从国情出发，借鉴苏联经验，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
“一五”计划是我们党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没有调查，技术水平很低，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又没有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经验”。（《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面对这些困难，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在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从国情出发，启动试编工作。
把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从何起步，是“一五”计划初编时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时有人认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不急于工业化。“党中央坚决地驳斥了这种错误意见”，明确外援虽然“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造我国的经济，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巩固我国的国防，才不致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陈云文集》第2卷，第591页。）“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是党根据国情和国家根本利益做出的自觉选择。
1951年11月的新中国第一次计划会议，明确中财委是国家最高计划领导机关，其计划局是工作机构；并向各地布置了编制计划任务。会后，“一五”计划试编在全国范围展开，年内完成试编一稿。
跨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趋于完成，中央要求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年初，陈云从对国民经济全局情况调研入手，启动二稿编制工作。在调研基础上，2月9日，陈云同李富春联名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报告，对“一五”工业布局及管理方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失时机地首先恢复东北工业，提高东北工业的生产能力，以便回过头来援助关内”。第二，“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第三，请求中央综合审阅42个设计对象；“指定中财委党组为审核批准这些初步设计的负责机关”。（《陈云文集》第2卷，第357、358、359页。）这三点意见受到中央肯定，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得到贯彻。
因“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陈云对“一五”期间提高国家机械制造能力高度重视。5月14日，他在全国机械工业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提高机械制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的紧迫任务。”“经济建设的根本是工业，工业化就是机械化。”目前提高机械制造能力，内容有三：“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少到多”。要做好三件事：确定大的、新的产品清单；增加装备力量；增加能够制造大机器的能力，挖掘自己的潜力，“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方法也有三：组织起来抓住重点，“以国营的、大型的为主向外扩张”，聚集国内公营与私营的机械制造力量；各工厂要有专业分工，又要有彼此合作；要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04—406页。）这些思想对“一五”计划机械制造工业项目的确定和实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陈云领导下，经过半年努力，6月下旬，中财委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内含《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三个文件。这就是“一五”计划编制二稿。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二稿编制情况作出汇报：“这次我们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这样准备的原因“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现准备好的材料共有25册，1至15册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矿产地质勘探，铁路，交通，邮电。16至24册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建筑业、物资平衡、工业设计的统计、劳动（技师、工人）、贸易、财政。每册前扼要报告计划主要内容。第25册是国民经济总说明及总表，约有1万字说明，反映国民经济总轮廓。另市政建设、海关、银行三件正在做。（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19—420页。）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完成。该文对“一五”计划方针、各项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等作出系统阐述，使“一五”计划蓝图框架更加清晰。四天后，周恩来、陈云及李富春率政府代表团携带《草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赴莫斯科，与苏方商谈“一五”计划问题。这两个文件聚集了中国政府对“一五”计划的基本意见。
因缺乏经验，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又极其复杂，《草案》中一些主要指标和项目准确性差。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时提出，《草案》所订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
议降至15%或14%。中方指标是根据前三年工业年平均增长34.8%的速度设想的，计划指标虽已低于这个数字，但对带恢复性质（数量小、基数低、恢复易）的高速度不能持久估计不足。斯大林还提出，计划不能订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因中方没能提供金、银、铜、铁、锡等许多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的报告，苏联国家计委提出：“在矿物原料未经勘察的基地上建设企业，会招致得不偿失的结果”；中方“应当加强地质勘察工作，查明预定建设地区的确实可靠的矿源，然后再去确定企业建设的期限问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
此次商谈情况表明，“一五”计划编制二稿有很大缺陷，党在经济建设具体实施方面缺乏经验。因“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陈云文集》第2卷，第422页。），周恩来、陈云9月下旬回国，李富春则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协商援助项目事宜。
陈云回国后，在1952年最后三个月配合中央接连推进几项与“一五”计划密切相关的大事：第一，集结基本建设力量。10月，陈云用两天时间，主持中财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基本建设问题。陈云提出，从生产部门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迅速建立和充实基本建设机构和设计机构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华东、华北、东北等大行政区迅速遵照执行，快速集结了全国基本建设力量。第二，加强国家计划管理部门。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陈云多次号召财经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计划管理知识，积累经验。第三，推进地质工作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12月，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提出实现地质工作大转变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为保障1953年“一五”计划顺利启动，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对“一五”计划编制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第一，“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第二，集中资金和建设力量“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一九五七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第三，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预计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家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为此，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以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标准。第四，“对一九五二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以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第五，各部门和各地方编制计划时，要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第六，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各大行政区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于1953年1月10日前首先编制好1953年的计划送达国家计委和中央。（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432页。）
按照中央指示，从1953年初起，陈云主持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区对《草案》进一步修正和充实：对项目发展速度等参数重新计算，对以往各经济部门和各年度互相配合、基建投资在各部门分配等方面的缺陷作了弥补。这就是“一五”计划编制三稿。
1953年4月4日，米高扬正式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经济专家对《草案》的意见，即：“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的方针和任务是正确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20%下调到14%至15%为宜。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的不足。要十分注意农业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参见《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35页。）“这些意见虽然主要是立足于苏联的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3页。）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援助新建与改建91个项目，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援建的50项，共计141项。
6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参考米高扬的意见，再次“对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3页。），完成编制四稿。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编制工作由计委主任高岗主持。四稿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即：“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9—160、165页。）
“一五”计划实施初年即突显出两个问题：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剧供求矛盾，影响市场稳定；私人资本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经营，妨碍国家经济建设有计划进行。为解决这两大问题，1953年中央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向全社会公布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二是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在后一项决策拟订中发挥主要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必然的；在财力物力匮乏情况下，执政党以政策作用弥补建设需求不足也是必然的。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五”计划内的基本任务，实行结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9、750页。）统购统销政策稳定了市场，积累了建设资金。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时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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