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三、“一五”计划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
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对“一五”计划的评价都是一分为二的，以肯定为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从前四年执行情况看，“一五”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也难免，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一五”计划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也说：整体看“一五”计划大体正确，成绩很大。从生产指标看，今年多数指标接近五年计划指标；从基本建设看，投资超过计划数字；从预算看，财政支出超过不多。欠缺方面是，“计划不那么准确”，“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现在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5、236页。）
1954年4月22日，在计划编制期间，陈云对“一五”计划的检验曾提出四条标准：一是苏联援建项目能否如期完成，二是确定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实现，三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四是市场是否稳定。（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98页。）按这四条标准审视“一五”计划，在建设成就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几十年，是成功的。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对此有过全面、具体的论述。也许因为陈云主持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检验标准，他本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综合评价过“一五”计划。他只点评过“一五”期间“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大大提高了”；“设计工作有很大成绩”，“有了一套设计的经验”；“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勘察设计队伍”；以东北为工业重心的战略布局是正确的。（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49、228页。）
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一五”计划作出完全肯定的评价：我国“一五”计划取得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0页。）学术界也公认，“一五”计划为中国“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第180页。）；是1953年至1980年之间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也是1979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是党执政初期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探索，积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经验。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报告总结“一五”计划执行情况时，提出希望全党在“二五”期间注意四个问题：一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是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是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只顾建设要求，不顾财政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是不对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8、219、221、222—223页。）
陈云处在经济工作领导第一线，针对“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作出规律性总结。前面已提到1954年6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针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情况，陈云1957年1月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并精辟论述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五个方法：（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且略有结余。只要二者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5）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约束力。（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54、55页。）李富春、薄一波在“一五”期间，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过经济建设要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观点。（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页；《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94页。）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关系发展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实现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念。无论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何种水平，建设规模都要受到国力的制约。这一真理性认识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共识，由陈云作出精辟概括。
在随后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党对“一五”期间总结出的经济科学发展理念有所背离，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一五”计划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遵循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理论就顺利，什么时候背离这一理论就受挫折。“一五”计划展开后，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为保障和推动工业化建设，党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些都是从国情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否认，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这些决策在以后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逐步加重。
回望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自觉的。无论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布局的确定，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方式的选择，党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但在计划经济管理及具体工程建设方面，我们的确没有经验、缺少技术力量，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陈云曾非常坦诚地说：“一五”时期“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我们还是小学生，先生就是苏联。那时无论工厂的设计、施工、安装、试运转及事故的处理，主要是苏联包下了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107页。）苏联的援助和我们向苏联学习是“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带有苏联模式痕迹的源由。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突破苏联模式的论述，反映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党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主意识愈来愈强。
“一五”计划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一是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开端。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创造了重要条件。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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