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爱萍
二、集中全党智慧，完成“一五”计划编制工作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苏联援助141个项目的确定，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以及“一五”计划实施初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使确定“一五”计划草案的条件成熟。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会后，陈云先组成五人起草小组，对编制四稿进行研究，整理了五稿的初稿，于4月16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阅。从4月22日起，陈云开始主持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紧张、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进行讨论。
6月29和30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首次提出按比例、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即工农业、轻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外汇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及技术力量的供需必须平衡。陈云说，我国经济落后，又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陈云在汇报中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15.5%是可以完成的，并可能超过。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41个项目，大多在“二五”投入生产，有些要到“三五”才起作用，“一五”投入生产的很少，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25%，约75%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5%，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目前见效最快的是合作化；（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235、236、237、238页。）在计划编制过程中陈云谈到农业生产时，不只一次强调这个观点，因为他洞察到：“引起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粮食减产”，而是“小农经济的生产终究赶不上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陈云文集》第2卷，第616页。）。以后实践的结果证明了陈云估计的正确性。
陈云对中国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思考是实践引发的。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新的工业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旧工业没有进行技术改造。农业方面，小农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发展缓慢；195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重了财政负担，使工业建设的原料和资金紧张。计划执行首年，建设出现“小冒”，工业设备和原料不能满足工业生产需要，供产销不平衡，技术力量不足和技术水平不高的矛盾突显。陈云在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的同时，向中央领导层讲明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当下存在的症结，为中央领导层的正确决策创造了认识上的条件。
会后，陈云及李富春主持中央编制五年计划八人工作小组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五稿的初稿逐章逐节讨论和修改。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15个援助项目，加上已有的141项，共计156项。
11月3日至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广州集中20余日，共同审阅“一五”计划草案。在审核中，毛泽东等感到：“亟须要有各省市地区计划。”11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要11月底前将意见反馈中央；同时要求各地召集计划工作会议，结合当地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地方五年计划纲要，于12月10日送中央。各地计划纲要应包括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特别是本省农业生产计划。（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陈云没去广州。11月15至25日，他主持在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国务院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一五”计划草案规定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随后，陈云一边继续主持计划草案的修改，一边开始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并于12月17日报送毛泽东审阅。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陈云的复信中说：“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955年2月下旬，“一五”计划纲要草案，汇集各方意见，增加地方计划一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9页。），经中央集体审定，于3月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五稿在“一五”计划整个编制中有着决定性意义。此稿经中央集体讨论和审阅，全方位征求了中央各经济部门及地方意见，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和接近中国实际。在中国史无前例的中长期规划制定中，中国共产党锐意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五稿中得到充分展现。
3月21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工农业建设规模等重要问题作出说明。作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的主要主持人，陈云的报告是人们认识“一五”计划和新中国经济问题的钥匙。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陈云的报告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会后，毛泽东于4月6日将“一五”计划草案和陈云报告送给赫鲁晓夫。（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84页。）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议，4月至5月，仍由陈云主持，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意见，参考苏联顾问建议，对计划草案作第六次修改，由原来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6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陈云在会上说：五年计划的规模是很大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财力进行建设的，也有外援，但数量很少。我们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通过时已执行两年半，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独一无二，是计划编制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抗美援朝争1953年7月才结束，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1954年10月才全部确定，这些因素使计划编制受到很大制约，且中国共产党首次编制中长期建设规划，没有经验，材料缺乏，国家大情况复杂，又处于新旧社会变迁、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集全党智慧，立足国情，借鉴苏联经验，群策群力，成功完成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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