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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与陶行知生死与共战友情

罗永常 余立斌

2016年05月17日08:2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翦伯赞(左)与陶行知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翦伯赞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战士陶行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互相关心,生死与共,其革命友谊渗透到相互的血液之中,今天看来,依然感人肺腑。

4次见面奠友谊基石

1929年冬天,在南京晓庄师范,翦伯赞第一次见到了陶行知。

见面之前,翦伯赞认为陶行知只是美国杜威博士门下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其他穿西服、说洋话的洋学生别无二致;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也只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教会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当他见到陶行知后,便很快改变了这种看法。陶行知说话并不夹杂洋文,也不穿洋服,而是穿一身土布学生服。而晓庄师范没有礼拜堂,学生中也没有花花公子、摩登小姐,都是一些农民子弟。

翦伯赞第二次见到陶行知是在1938年秋天。那天翦伯赞和吕振羽在长沙小西门附近与陶行知不期而遇,陶行知仍然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学生服。他俩特意邀陶到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去看一看,陶着急地说:“对不起,来不及了,今天我已买了车票,我得马上赶到车站去!”

翦伯赞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陶行知说了一句笑话:“有了陶德曼,就用不着我陶行知了!”接着又说了一件事,说是有人要留他在武汉做三青团的总干事。他便建议,三青团最好不要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它应该是中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青年的一个综合组织。结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了。他说:“现在成千成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有管,我要赶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们!”

当天深夜,陶行知便匆匆登上了去重庆的火车。

翦伯赞第三次见到陶行知是在1940年冬天的重庆。那时,翦伯赞正在给冯玉祥讲中国通史,陶行知来拜访冯玉祥,两人便不期而遇。他告诉翦伯赞:“我在重庆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抢救了200多个天才孩子,现住在古圣寺庙里。你来重庆来得正好,这些孩子等着你去讲课呢!”

翦伯赞欣然应允:“好,明天我就到你的育才学校去看看。”

次日上午,翦伯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古圣寺。整个古圣寺在林荫遮蔽之中,盛暑不热。在寺南不远处,有3间草房,是新盖的国书馆。在古寺通向草房图书馆的路两旁,是师生们自己开垦的菜园。附近还有两口池塘,荷花盛开,清香袭人。育才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以“培养人才的幼苗”为教育目的。根据学生的特长和爱好,学校开设了社会、自然、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7个科目,并聘请贺绿汀、艾青、戴爱莲等名师任教。

这次实地考察,育才学校给了翦伯赞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陶行知创新办学的经验赞不绝口,并自愿前往该校担任历史教员,讲授中国通史。

翦伯赞对育才学校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住校期间,学生们每有文娱演出或课堂讨论,他都积极参与,有时陶行知陪同他一起参加。一次学生在排演歌剧《朱大嫂送鸡蛋》时,翦伯赞情不自禁地随着学生们歌声和掌声的节奏,也唱起了“母鸡下蛋哪,咯哒咯哒叫呀”。他身边的陶行知听了,大为惊奇,高兴地问:“剪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翦伯赞笑答:“跟着同学们哼哼会的呗!”

随着相处日久,两人友谊日深。对于他们的友谊,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后,翦伯赞在《我和行知先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他(陶行知)对于青年,对于朋友的诚恳和帮助,却是世所稀有……他对我而说,在抗战的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甚至他对我吸烟的嗜好都没有忘记。他自己不吸烟,但外国友人送给他的香烟,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两支都替我留着,托人带给我。而且他每次赠烟,都给我附诗一首。

渐渐地,翦伯赞和陶行知成为了患难中的战友。

1943年冬,翦伯赞听说陶行知的育才中学办学经费非常困难,糟糕到几乎要关门的地步。翦便直奔古圣寺,想安慰一下困厄中的老朋友。可是见面时,翦发现陶手里拿着一本书,神情显得轻松愉快。翦觉得奇怪,便问:“听说你的处境非常糟糕,为什么还这样悠然自得啊?”陶行知连忙把书反扣到茶几上,笑道:“我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猜他是谁?”翦伯赞想了想,便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我想准是一位民族英雄吧!”陶却摇摇头:“你猜错了,他不是一位英雄,而是一个乞丐。”说罢,便起身把反扣在茶几上的那本书拿过来,递给翦。翦伯赞接过一看,这是一本《武训画集》。陶行知便打趣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可能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同志的领导,育才不会关门了。”陶行知这种在困难面前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了翦伯赞。后来的实践证明,育才学校在与各种困难的搏击中,不仅没有关门,而且越办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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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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