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柳直荀说：“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
1927年6月，柳直荀到江西安源寻找党组织。在行至湘赣交界的老关时，被当地反动民团拦住，他假称是长沙雅礼大学的基督教传教士，并出示刻有英文“雅礼大学”字样的铜牌混了过去。他恐继续前进再生变故，遂改变计划，转道株洲，乘火车返回长沙。
此时的长沙，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大街上到处张贴着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的缉要犯通令，在柳直荀的名下，反动派写着“活捉着赏洋五千，取首级者赏洋三千”。当柳直荀踱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时，凑巧遇上了易有能。经易有能传递消息，柳直荀与堂叔柳大卓取得了联系，并住到了柳大卓家里。
一天，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秘密来见儿子，并对儿子说：“亲戚里有人要你出去自首，他们说靠你的学问本事，不愁找不到一个安稳职业，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哩。”
柳直荀听到父亲的话，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他对父亲和堂叔说：“我做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用不着向谁自首，倒是那些背叛工农大众，背叛国民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许克祥，该向我们工农低头认罪。”他还说：“人生在世，决不是为了混碗饭吃。古人说得好，‘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不从俗富贵以偷生’。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怎能中途变节，做无耻小人呢？”他的话，使两位老人深受感动。
午亭先生兴奋地说：“说得好!我就是怕你忘义偷生，做了变节小人，那我们柳家也见不得人了!”两位老人又问起柳直荀今后的打算。他想了想，对父亲说：“我打算去汉口，请您帮我借两千块饯，有人要问，就说是我已脱离政界，和一位朋友合伙去做生意。”
开朗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柳直荀接到父亲东挪西借凑来的钱，在亲友的帮助下，化装踏上了赴武汉的列车。临行前，叔父柳大卓问他要不要去看看淑一母子。他想到淑一正受敌人的监视，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如果万一被敌人发觉，个人事小，革命受损失事大。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对老人说：“不去了，请您转告淑一，要多保重，照顾好孩子。我一定会回来的，革命一定要胜利的!”
从长沙来到武汉，但控制着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却暗地里正在加紧叛变革命的准备。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妥协退让，以换取同汪精卫的“团结合作”。这一切，又使柳直荀忧心如焚。
不久，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陈独秀强迫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在地方上不能容身的两湖工农运动负责人，编入贺龙领导的二十军。柳直荀和郭亮等湖南几十名党员，也从武汉赶到九江，到贺龙的部队。
柳直荀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担任政治工作，是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农工委员会成员。起义军于8月5日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柳直荀对指战员积极进行政治教育。途中，柳直荀在一次突围时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来，他们同一伙反动民团遭遇，经过苦战，最后只剩下柳直荀、郭亮等7人和3支空短枪。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下决心找到党，坚持继续革命。
10月的一天，柳直荀等绕到韩江边，雇了一只机帆船沿江而下，计划在韩江港换船去香港，不料，误上了海盗船。海盗在饭菜里放了蒙汗药，使他们昏昏睡去，劫尽全部衣物，又将他们反绑起来，扔在一只小船上，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正当他们危亡之际，遇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商船。柳直荀用英语向英轮喊话，他们被英国轮船搭救上来，带到了越南的西贡。幸亏郭亮有个金裤带环没被海盗发现，到西贡后，他们将其变卖，买了7张通舱船票，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香港，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同年11月，柳直荀和郭亮等自香港到达上海找党中央。周恩来接见了柳直荀、郭亮等人，鼓励他们不要怕挫折，要坚持革命。几天后，党中央派柳直荀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传递文件，巡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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