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柳直荀惨遭杀害，毛泽东感叹“我失骄杨君失柳”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夏曦到湘鄂西后，首先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将正在校拓坪整编的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邓中夏在新的前委书记到任前仍留任原职，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
在贺龙、柳直荀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三军经野三关到巴东渡江北上，连克巴东、秭归、兴山后，又相继攻占远安、荆门、当阳等地。当数路敌军向集结在走马坪一带的红三军合围时，红军英勇抗击，但未能将敌击退。于是，向北突围，经歇马河、保康、大观音堂，进入鄂西北地区。
为了保证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5月11日，柳直荀根据前委的指示，主持政治部制定和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文件还严格规定了“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等十条纪律。
6月1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约一万人经过艰苦转战，胜利到达房县县城，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红三军军部得知红九师在鄂北活动的消息，遂前来与红九师会合。后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贺龙于8月率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柳直荀仍留房县，继续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他的主持下，鄂西北分特委将留下的红三军教导团、特务营和房、均两县的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五师，由汤慕禹任师长，柳直荀任政委。他们在四面受敌的艰苦条件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1932年2月，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由于交通不便，柳直荀接到通知很晚，为了赶上参加会议，他决定由房县取水路经秭归顺江而下。3月，柳直荀回到监利时，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已经中止。在前段党代会上，夏曦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多数代表坚决反对夏曦的主张，并要求撤掉他的职务。万涛、段德昌、彭国才等湘鄂西领导人，在会上都作了批判夏曦错误的发言，使夏曦的错误提案无法通过。因此，他不得不宣布休会，派人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
柳直荀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支持贺龙等人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应注重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左”的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才不会重蹈立三错误的覆辙。
不久，党中央派代表支持夏曦，并宣布万涛等人为“反党集团”。同时，还指示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满和不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命令的人，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湘鄂西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红二十五师到潜江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以后又与洪湖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柳直荀被任命为红八师政委。他奉命赶到潜江后，许多曾经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指挥员都不见了。原来，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硬说鄂西北独立团混入了许多反革命，在部队开到潜江的当天晚上，就被紧紧包围起来，逮捕了大批连以上的干部。这件事，深深地刺痛若柳直荀的心。他找政治保卫局的人辩论，又写信质问夏曦。然而，夏曦根本不听柳直荀的劝告，并认定柳直荀是“危险分子”。
夏曦根据中央指示，在湘鄂西党组织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反对机会主义”，给柳直荀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逮捕。
1932年5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各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仅对湘鄂西就投入10万以上的兵力。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夏曦不接受贺龙关于跳到敌后，从外线打击敌人的建议，而采取分兵把守，“两个拳头打人”的策略，使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希望，最后不得不仓促突围。
在突围前，夏曦背着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将被关押的干部全部杀掉。在中秋节前几天，柳直荀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惨遭杀害。
1945年4月，党中央给柳直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的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感叹“我失骄杨君失柳”，以表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哀思。毛泽东在信中还嘱托李淑一“如去看直荀的墓时，请为我代致悼念”。
中共监利县委、监利县人民政府于1979年在柳直荀烈士殉难处——周老嘴心慈庵，修建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李淑一在《题柳直荀烈士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
安定奔四化，
酬志慰忠魂；
他年庆功日，
毋忘播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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