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1937年春，身处南京国民党监狱的陈独秀
1938年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的陈独秀著《我的抗战意见》一书
刻在石碑上的陈独秀书法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他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与改革家、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还是一位口才卓绝、极富感染力的天才演说家。从青年时代在安庆藏书楼发出“安徽革命第一声”，到晚年在江津聚奎中学做最后的抗战演说，陈独秀一生的演讲足迹遍及安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各大城市，对当时的社会各界影响甚大。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陈独秀自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后，沿长江溯流西上，迁武汉，入重庆，最后寓居江津石墙院。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陈独秀依然秉持“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的个性，“身处艰难”仍投身于抗战救国，在大后方多次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演讲，为抗战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武汉——刚出牢狱就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中
1937年8月23日，身陷囹圄5年的陈独秀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提前获释出狱。此时全民抗战浪潮席卷全国，国共合作渐呈佳境。陈独秀在南京短暂休憩后，于9月12日来到中国抗战中心武汉，居住在武昌城双柏庙后街的一幢旧式民居中。
此时的陈独秀开始全身心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中，从1937年10月6日到11月21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先后应邀在华中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青年会和武汉大学等处发表抗战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陈独秀在武汉的首次演讲是在武昌华中大学的礼堂里。据《大公报》报道，1937年10月6日晚7点左右，华中大学的礼堂内已经挤满了青年学生，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这时，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学陪伴着走上讲台”，“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
陈独秀上台后开宗明义地说道：“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他进而深刻指出：“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
他告诫台下的学子们：“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作南京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全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针对当时有少数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致灭亡”的侥幸思想，陈独秀一语中的：“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此后日本在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正为陈所言中。
讲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这个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做到全国总动员”，“使民众蜂拥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自愿地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是人力的总动员”。如此，“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弥补”。
至于怎样才能够广泛发动民众投身抗战，陈独秀于11月21日在武汉大学做《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的演讲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能“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为了增强民众抗战必胜的意志，陈独秀在汉口青年会大礼堂发表了《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的演讲，宣称“我们并不要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他认为“胜利的因素”是：“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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