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九死一生的飞行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淮安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接待了一批来自浙江金华的客人。在参观周恩来故居时，金华的客人告诉我，他们市有一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在西安事变后给周恩来开过飞机，那次飞行非常危险。笔者当时是搞新闻的，对这一史实很敏感，也很重视，就将客人说的有关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客人一走，我就用书信联系，终于找到当年的那位飞行员，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体状况不好，已离开金华来到龙游县与儿子住。这样，经过前后与祝葆卿十几封信的来往，我终于弄清了周恩来那次飞行历险的前后经过。
那是1937年2月13日清晨，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三，周恩来因有重要事情回延安与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人当面商量，就请杨虎城写信派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回一趟延安。这时，西安上空乌云密布，街头细雨蒙蒙，冷风飕飕，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辆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汽车呼啸而来，又飞驰而去。这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驻西安的飞行员都围坐在机棚里，等候天气晴好，以便接受任务和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7时刚过，在机场担任警戒的祝葆卿，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急匆匆地驶来，并在机场门口停了车，接着从车上下来3个人。祝葆卿连忙挥手示意：不准前进！其中两位停住了脚步，另一位径直走了过来。在离哨位几十米处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来人穿着一身灰黑色军装，腰间扎着一根宽宽的“武装带”，青青的络腮胡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庞映衬得格外白净。特别是这位军人那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英武的气概。那位军人在祝葆卿准许后走到机棚前，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地说：“请问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领导？”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见没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就也很有礼貌地回答：“你找他干什么？”
“当然是重要事情。”那军人依然十分和蔼客气。祝葆卿说：“请跟我来。”说完，就把他带往在机棚里值班的副中队长陈又超那里。飞行六中队原来驻在洛阳，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等“围剿”陕北红军，特意将六中队调到西安，并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中队长金雯率领驻防银川，一部分由副中队长陈又超率领驻防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名义上都已属于张、杨指挥。
祝葆卿将人带到陈又超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陈副中队长。”来人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份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签署的手谕，祝葆卿也凑上去，瞧见上面写着：“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急事回赴延安，请调机一架，即刻护送。”陈又超迅速看完后问：“周恩来将军来了没有？”来人微笑着说：“本人就是。”当时凑过来的飞行员们一见都沉默了下来。因为飞行六中队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剿共”的。西安事变后，这支队伍名义上归抗日联军指挥，可实际上仍受国民党政府操纵。飞行员一见要送红军领袖周恩来，都感到事关重大，况且当时政治气候多变，这批受过多年反共宣传训练的飞行员都怕惹来祸事，就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眼见面前这位身着普通士兵服装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气概、那彬彬有礼的神态、那深藏智慧的双眼……和多年来国民党反共宣传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祝葆卿不由得投去敬佩的目光。当陈又超以天气不好不能飞行为借口拒绝派飞机时，祝葆卿就忍不住插了一句：“陈中队副，让我先上去看看行吗？”陈又超见周恩来彬彬有礼，又持有杨虎城的手谕，不好回绝，便点了点头。祝葆卿便从机棚里拿出飞行服穿上，钻进他驾驶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号”飞机机舱，飞机很快呼啸着冲上云霄茫茫的天空。当他驾机升到2000多米的航行高度时，只见北方乌云层层，航线上忽明忽暗，就忙降落机场，向陈又超作了如实报告。陈又超面带难色地向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飞行，可能有危险。”因为这时只有祝葆卿一个飞行员在场，周恩来就从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着他，说：“小伙子，为了团结对外，一致打日本，我们就不能怕危险啰！”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犹如一块石头投进原本平静的心湖，震得祝葆卿的心整个激荡起来。原来，祝葆卿21岁那年在上海读书时，目睹一?二八事变时多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纷纷中弹，而中国空军却无力反击。我国空军力量如此弱小，激起了他的一腔爱国激情，决心跨出校门，投笔从戎，考取了杭州苋桥航空学校，期待学业有成，为国雪耻。这时祝葆卿就按捺不住地向陈又超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副中队长，既然周将军有急事要走，请批准让我带他上去试试。”陈又超犹豫片刻，就一边点头一边嘱咐说：“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乌云层就立即回来。”
“是！”祝葆卿一声响亮的回答后，马上向周恩来点点头，示意跟他一起上飞机。周恩来也连忙向陈又超点点头，表示感谢。
在走向飞机的时候，周恩来亲切地问飞行员：“飞行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祝葆卿。是祝枝山的祝，永葆青春的葆，九卿八相的卿。后两个字比较冷僻，所以人们也常用宝庆两个字。”祝葆卿有点紧张，回答不太利索。
“好，这个名字蛮好嘛！今年多大岁数？”
“26。”
“啊，好年轻啊。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我家在浙江汤溪（今金华）。”祝葆卿回答。
“那好啊，我祖籍是浙江绍兴，咱们还是同乡呢！”周恩来显得很热情，说到同乡两字时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祝葆卿听周恩来口音却不像是绍兴人，因为到了飞机旁也就没好多问。
祝葆卿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后舱只能坐一个人（投弹手）。周恩来在他的引导下坐进后舱，祝葆卿帮他系好安全带又仔细检查一遍，就到前舱去发动引擎。
飞机呼啸着，很快钻进了云层。祝葆卿深知周恩来此行肩负重任，就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想尽量使飞机飞得稳些，再稳些。飞机穿云破雾，霎时飞到了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这时乌云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机头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继续朝前飞有困难，就转过身来，带着紧张的心情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回头的手势，因为前后舱隔着一层玻璃，加之飞机的马达声，说话声音根本听不到。周恩来见了，立即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并斩钉截铁地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继续前进。于是，祝葆卿驾驶着飞机很快又冲到同官县上空。这时雨下得更大了，强风卷着浓云密雨，噼里啪啦地抽打着机身。有时飞机钻入云雨层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有时雨水狂泻直下，飞机又如一叶小舟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摇晃。航线上什么地貌状况也看不见。当时的“安可塞”型飞机，还没有在云雾中飞行所必需的仪表装置，只能凭感觉和经验来操纵飞机。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维持片刻。在强风暴雨袭击下，飞机终于像一匹不听话的烈马，失去了平衡。这时，祝葆卿的心也随着飞机的摇摆颠晃怦怦跳个不停，额头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昂昂昂”的怪叫声，凭着多次飞行的经验，祝葆卿明白，这是飞机在狂风暴雨袭击下，已经失速下坠，情况危急。他赶忙屏住呼吸，运用特殊情况下的驾驶技巧，强行把飞机往上拉。直到飞机升高改正方向往前平飞，他才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他脸上的汗珠已流过腮帮，他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后舱，见周恩来仍像没事似的，神态依然是那么安详。这种临危不惧的镇定情绪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紧紧地握住手里的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继续往前飞。
不多久，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往下冲击下来，飞机又发出“昂昂昂”的怪叫声，机身急剧下沉，祝葆卿连连使出应急的驾驶措施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将机毁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不好，快跳伞！”周恩来坦然地双手一摊，又摇了摇头，表示他不会跳伞。在这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祝葆卿想到，如果自己跳伞，那么周恩来肯定与飞机同归于尽。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祝葆卿决定想尽办法摆脱危险，化险为夷，于是他继续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几乎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又一次使飞机平飞了。祝葆卿再朝后舱投去一个探询和报平安的目光，周恩来也已觉察到风险太大，便用红铅笔写了个字条从玻璃缝隙间塞了过来。祝葆卿抽出字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那惊叹号就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祝葆卿心上。他摸了摸脸上的汗水，脑袋清醒了许多，也镇静了许多，就连忙果断地拉动操纵杆，减速，低飞，转向……约摸过了两三分钟后，大约飞到了同官县的东北角，飞机再一次被狂风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进了乌云之中。祝葆卿拼命把住操纵杆，尽量让飞机跌得慢一些，伺机再改正平飞。突然，飞机的前边出现了光芒，机身下原野、河川隐隐呈现出来，原来飞机已跌出云层。祝葆卿往两边一扫，全是悬崖峭壁，飞机竟跌进了两山相夹的峡谷中，如果随便往哪边偏差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飞机飞出了乌云层，视野明朗了，祝葆卿驾机顺着下面的山涧溪流缓慢地飞出峡谷，脱离了险境。一直绕到洛川上空，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依然云遮雾障。他不便再冒风险飞行，只得绕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机场。飞机停稳后，祝葆卿没有立即下飞机，在驾驶座上回忆着刚才的险情，不由浑身冒出阵阵冷汗。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抢先一步跨到前边说：“祝飞行师，让你受惊了。”祝葆卿顿时感到一阵温暖，颇带几分歉意地说：“很遗憾，我没能送你到延安。”周恩来却像没事似的，指着乌蒙蒙的天空，轻松地扬扬眉毛说：“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他这么一说，使祝葆卿一直紧绷着的心弦一下松了下来。随后，周恩来又邀请祝葆卿和他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经过这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给祝葆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周恩来在那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镇定从容使祝葆卿无比地敬佩。分别时，周恩来紧紧握着祝葆卿的手，连说“再见”，然后匆匆离去。当晚，周恩来改乘汽车回延安。第二天，西安这边又有要事和他商量，便又派祝葆卿将周恩来接回西安。
多少年之后，每当祝葆卿回忆起那一次送周恩来去延安的往事时，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为国为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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