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许多参与智库研究的西方国家政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智库蓬勃发展。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门初开，多数人尚不知智库为何物。邓小平以其敏锐的开放意识，了解到智库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积极开展政府间交往的同时，也广泛开展了同国外智库方面的交往。
邓小平接触的国外智库对象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世界知名智库。如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二是具有智库性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是各种国际研讨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国智库专家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北京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邓小平曾多次会见来中国参会的外国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下野后的各国政要。邓小平与许多下野后参与智库研究的西方国家政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希思和麦克米伦等。
引进前沿知识和先进设备
邓小平与国外智库的交往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通过与国外智库交往引进前沿知识和先进设备。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前，对教育部负责人指出：可以向他们要求给我们提供教学设备，装备我们的学校，还可以要求他们派人来讲学。在谈到该组织要中国派人参加8月举行的政府间信息学战略和政策大会时，指出：这些活动要参加。我们关起门来搞怎么行？信息学是一门新的科学领域，我们去可长点知识。在谈到三年内要引进先进设备装备30所大学时，指出：不仅大学，中小学也要装备。没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手段，教育、科学是上不去的。
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
通过与国外智库交往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说，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共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在同国外智库交往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利用外国智力”的观点。他指出应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并强调“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对外宣示中国的方针政策
通过与国外智库交往对外宣示中国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把智库作为公共平台，多次宣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国两制”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对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在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通过与国外智库交往，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是积极倡导同国外智库合作。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后，世界银行派出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专家团队来中国考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1982年8月，中国通过世界银行将外国著名专家邀请到浙江省莫干山，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此后这样的会议又举行了多次，这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二是请国外智库为中国培训人才。邓小平在与国外智库的交往中把培养人才作为重中之重。1981年，在邓小平与世界银行领导人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制定了专门计划，帮助培训中国经济专家。从1985年到1995年，这项计划培训了将近70名经济学家。此后选送年轻学者到国外知名智库培训逐渐成为一种制度。三是引进智库理念，建立我们自己的研究机构。邓小平指出：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自1975年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类似智库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摘编自《秘书工作》2016年第2期 温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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