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3】

立足：商务中华激烈竞争

民国初年教科书出版态势形成了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机构的激烈竞争局面。

1912年民国初建，商务印书馆开始组织编辑同仁，筹划按照新学制，出版“共和国教科书”。编辑人包括：包公毅、杜亚泉、杜就田、沈颐、沈庆鸿、秦瑞玠、秦同培、孙毓修、庄俞、张元济、陶保霖、傅运森、寿孝天、戴克敦、骆绍先等。这套具有开新意义的教科书在更新价值观方面更进一步。

相对于商务印书馆稳健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成立和“中华教科书”的发行可以说更带有预见性。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武昌起义后，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戴克敦等同仁策划，筹备建立中华书局，并加紧编写一套“中华教科书”。

这两套教科书畅销的原因首先在于编写精良，文字上夺人耳目。例如杜亚泉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理科教科书（高小用书）》第七课《秋之风景》：

“秋日气候渐寒，风景独佳。其点缀以成秋色者，则有杂草；凄切以发秋声者，则有鸣虫。杂草之果实，至秋成熟。种子散落以后，渐渐枯死。其种子于明春发生新芽，再成杂草。鸣虫之翅，常摩擦而成声，有高低强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鸣者皆雄虫，所以招其雌也。雌虫能产卵，故易繁殖。”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像这样具有形象美、韵律美、有色彩感兼具知识性的课文并不多见。这正是杜亚泉编写的教科书几十年间畅销不衰的原因。

民初教科书最大的共同价值在于推动普及现代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发生了巨大改变，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

相对于晚清“忠君爱国”观念教育，商务以“共和国教科书”表达对于共和国体的认可：“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国成立，人民公举贤能，为全国行政之长，是谓大总统”。“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多种教科书也表达了不重帝王重文明开化的新观念。“国旗”一课说，“先生曰：此中华国旗也。诸生爱国，当敬国旗”。“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陈述：“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现代国家知识，包括国体、政体、国民权利义务、选举、集权与分权、行政诉讼、租税、国债以及自治等概念系统地进入教科书中。中国开始正式步入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