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4】

繁荣：“六三三”学制促成教材出版热潮

1920年代，由于新学制的施行和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增多，商务中华两大出版业巨擘并立的局面发生改变。1922年“壬戌学制”诞生，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学制。它汲取欧美教育体制的优点，学级设置较为合理，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一直沿用到1949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制度体系。新学制的制定，推动了新书局的涌现和教材编写出版的热潮，形成了教科书发展的繁荣时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大型“新学制教科书”，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编辑人员。掌门人高梦旦亲自参与编纂，当时的教育家、学者、文化名人吴研因、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胡适、任鸿隽、王云五、冯友兰、陶孟和、陈衡哲等都参与了教科书的编校。还有1930年代的开明书店拥有夏丏尊、叶圣陶、赵景深、丰子恺、贾祖璋、郭绍虞、王统照、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任编辑，形成一支知名的编辑队伍，出版的“开明教科书”颇有特点，畅销一时，为今人所熟知。这些都反映了1920、1930年代教科书出版的繁盛，在中国教科书史上达到一个高峰。

新学制与以往学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这样编写公民教科书一时成为热潮。对于“公民学”的认识，以梁启超的定义为代表：“教人做现代社会生活的学问，叫做公民学”。

公民教科书的编著者身份各个不一。《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就由商务印书馆邀请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周鲠生编写。这部教本的特色在于把民国政制放置于世界政制变迁架构中，使学生了解自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现代政治的特点，树立民主政治体制意识。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应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之邀编写《公民课本》。陆费逵对“公民教育”的看法是，公民教育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应成为融合学生日常生活、建立在常识立场上的社会启蒙。这一点切合了舒新城的意愿。因此舒新城把它写成了一部有主人公的课本：一个用心读书、更喜欢看报的13岁中学生张维城，向公民教员王先生提出了很多问题，课文即以其所闻所见为线索，以对话形式展开。此书销售数比同类为大。

此外质量优良的还有著名学者、教育家朱文叔编写的《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著名教育家顾树森编纂的《新著公民须知》，陶汇曾编辑、王云五校订的公民教科书，基督教青年协会编纂出版的公民读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公民读本，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第一中学的三位公民教员：冯顺伯、金崇如与王仲和合编的公民教本——《初中公民学教本》，南京高等师范的几位学生编写的《公民学课程大纲》等等。可以说，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是公民教育最高潮的时段，有力推进了国人现代观念的建立。

新学制在促进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方面功不可没。这里再介绍一位作者，著名作家陈衡哲。她编写的《新学制西洋史教科书（高中用书）》，既是经典的教科书，又是个人写作的楷模。此著一大优点是对于历史推演把握之准确和描述之精炼。她在论述斯巴达和雅典政治的最大区别时指出，一个是贵族专制和尚武的国家，一个是以工商立国，有富裕的中等社会，文化发达。陈衡哲这样说：“但有一件事，却不可不注意的，就是雅典既是民治的代表，斯巴达又是贵族政治的代表，这两种城邦权力的消长，也就隐隐的含着那两种政体胜负的意味了”，表现出把文化与政治和国家发展自觉联系的意识。就像她分析的那样，国家的进步是文明的进步，武力不足恃。这部教科书体现出新学制教科书的代表性特点，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整体宏观演变，把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考察，表现出整体史观的自觉，提升国人的人类文明意识。

随着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国民政府的党义教育开始进入教材：“分布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党史、党案于各学科中，为渗透的普遍的教学”，“皆以能养成党治下健全之国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体力而有以使党长进不朽为本”。党义教本无可选择地在以上范围内取材，甚至“无一句无来历，无一句杜撰”，课文也基本上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部分编排。这些教材极大禁锢了国人正在建立中的现代观念，加上抗日战争的摧折，教科书发展日益艰难，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总结来看，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又是得益于三股进步力量的良好互动。一是近代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时代的大平台。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它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后为民国所继承，影响至今。这是国家制度层面提供的时代大平台；二是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强有力的编纂队伍的推动。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投身其间，形成了强有力的编纂队伍。他们开荆辟莽，发凡起例，成为了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新兴出版业的热心投入。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为代表，近代新兴出版业，不仅多以出版教科书起家，而且其领导人作为现代的出版家，也多目光远大，负有使命感。有这三股力量的推动，教科书和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走向繁荣。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