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教科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统一全国学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学三级学制为中心，辅以实业和师范学堂的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较为完备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影响至今。而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王云五、胡适、丁文江、任鸿隽、黎锦熙、刘海粟等一大批近代著名学者与新文化代表人物组成强有力的编纂队伍，成为推动教科书发展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为代表，近代新兴出版业不仅多以出版教科书起家，而且许多现代出版家目光远大，负有使命感，为我国教科书的发展和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轫：翻译教科书

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来自19世纪70年代末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学堂教科书委员会”民国时人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它是学界公认的将“教科书”带入中国的机构。传教士从19世纪70年代起的10多年间出版了将近200册学校教科用书，为中国教科书的诞生提供了参考范本。

甲午战败，上至清政府，下至各阶层人士，有感于日本强盛之速和赴日之便，对学习日本教育更加自觉，纷纷赴日考察。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学校的李宗棠，拜会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据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学校记序》记载，这次会见，日本教育家与李宗棠详细讨论译书之事，表示愿与中国合力译印教科书、制定版权法，并赠送了十余种教科书。赴日官员都对日本学校教学抱有浓厚兴趣，有的专门以图表记载日本学校教学科目和用书情况，详细收录教科用书目，以备参考。例如关庚麟的《日本学校图论》记录了每一门课程的教科用书及其作者。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形成一股遍及全国的热潮。梁启超描述了当时的现象：“壬寅癸卯间……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从几年后中国壬寅-癸卯学制有关学制系统的设置情况来看，清政府对于日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科书的引进，很多细节都是汲取了日本经验。

翻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影响是积极的。举例来说，地理教科书，促成了传统舆地学和地方志编纂转向通俗易懂的“旅行体”风格。晚清学者谢洪赉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颇好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该书就用旅行般的介绍说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观。例如在介绍蒙古人时，书中安排了插图，两个蒙古人坐在篝火旁边吸烟，远处是炊烟袅袅的蒙古包。历史教科书，改造了“朝代体例”，引进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等分期观念，从长线角度看中国历史。自然科学类教科书是翻译力度较大的一类。《蒙学动物教科书·编辑大意》说：“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该书差不多是日本教科书的“修订简本”。

而《蒙学体操教科书》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书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没有新序说明，直接在正文开篇标有“文明书局译编”。此外美术科目，小学生用的图画课本，需从日本贩来。两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亘理先生来教图画，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可怜中国那时还没有图画范本，还得到东邦去买。当范本来到时，第一次教我们在漆板上所画的‘操帽’轮廓。天哪！我那时出世二十年，从小未曾画过什么画，所以把那轮廓画好以后，就用粉笔在寝室破窗上画来画去，好不容易才把几笔简单的线条记牢。”

还有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学科，就是“家事”教育。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书》和很多自然学科一样，几乎完全是从日本引进搬运过来。它不仅在学科和知识体系上对中国新式教育产生影响，更对男女平等等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一位记者撰文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国势浸盛，考厥原因，虽甚复杂，然其所以国富种强之本源，首得力于讲求家事教育”。

汉译日本教科书的出版和在中国新式学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来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它促进了中国现代新知识体系的更新和新教育的建立。它引介规模大、时间集中，从笔者搜罗的27类508种汉译日本教科书的书目来看，20多年间，中国新学堂中使用了500多种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科目遍及新知识的每一个学科门类，这确实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