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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秀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
1917年1月，陳獨秀在接任北大文科學長時就有意推薦胡適擔任。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即蔡元培——筆者注）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
當年9月，胡適來到北京大學就任教授職，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編輯行列，成為這個群體的重要成員。次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約定，《新青年》須遵循“20年不談政治”的方針。可當面對真實的政治問題時，陳獨秀又覺得“怎麼該裝聾作啞”呢？胡適后來回憶說：“我的政治興趣甚濃的朋友們如陳獨秀等人”，對“不談政治”的方針“並不太熱心”，因此“他們才創辦這個新周刊《每周評論》，來發表政見，批評時事和策動政治改革”。他還說：“這張小報的發行原是尊重我隻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
陳獨秀的文章特別多，涉及的多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在《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中，謳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鼓吹“歐洲勞農兩界”的革命，其“勢力已經征服了好幾國”，“這種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頂有價值的事體”。讀過這篇文章后，胡適吃驚地說：“想不到仲甫越來越左傾了。”
陳獨秀的這些文章，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做了充分的思想、輿論方面的准備。不僅如此，他還在《新青年》發表《本志宣言》，主張把有產者的政治，變為不受財產限制的政治，鼓吹“民眾運動”，以實現社會的大變革。胡適也發表《新思潮的意義》，鼓吹“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不贊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理論，主張對社會隻能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一點一滴的去進行，而切不可進行政治革命。
陳獨秀確實是“越來越左傾”，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為眾矢之的。他們羅織罪名，訛傳流言，就是要將陳獨秀排擠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壓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決定教務總長總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設學長，陳獨秀體面地離職。胡適不贊成這樣做，他說，所謂陳獨秀“私德太懷”，都是“小報所犯，道路所傳”，他對蔡元培等“學界領袖”，將此無稽之談“視為鐵証”而驚詫不已。時隔16年，胡適在評論此事時，還不無遺憾地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陳獨秀離開北京來到上海，真正地如魚得水，無羈無絆，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時確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傾向亦堅如磐石，蔡和森這樣說，“仲甫同志傾向社會主義以后，就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到了《勞動節紀念號》后，“才完全把美國思想趕跑”。這裡說的“美國思想”，便是針對胡適宣傳的杜威實驗主義而言。
胡適以為如果陳獨秀不離開北大，就會“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當然也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聽之。不過，有一點倒是實情，那就是胡適在《口述自傳》所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因而——《新青年》雜志就逐漸變成個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在北大之內反而沒有個雜志可以發表文章了。”
這使胡適很不滿意，而陳獨秀也不得不承認：“《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后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適十分清楚，盡管陳獨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無濟於事了。在他看來，“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
圍繞《新青年》編輯方向的爭論，陳獨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義傾向的朋友們漸行漸遠，分裂已是難以避免的了。陳獨秀，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的主要創始人﹔胡適，中國最具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各自秉持的世界觀悖異，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提出“好人政府”和“聯省自治”的主張，陳獨秀則批評這些都是荒唐的主張。次年11月，應他們共同的朋友汪孟鄒的邀請，各自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兩人又發生唯物論與心物二元論之爭。陳獨秀總想拉著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為同一營壘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說：“胡適這個人，實在難測，在《新青年》上有大膽犯言的勇氣，也寫過一些號角式的文章，也說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獨到的見解。但考慮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裡去了，如是者幾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這方面來。”
1925年冬，胡適住在亞東圖書館醫治痔瘡，陳獨秀於夜間來探望這位老友，兩人略略寒暄后，便又開始爭論，一個講馬克思如何如何，一個講杜威如何如何，一個講蘇俄如何如何，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爭急了，胡適便不失紳士風度地說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罷。”走下樓去，暫時挂出了免戰牌。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亞東圖書館，一場新的爭論便又開始了，然而，他們的爭論是從無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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