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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能夠思想的人”
陳獨秀逝世后三年，重慶舉行“關於陳仲甫先生遺著出版問題”座談會，會上議定出版陳獨秀著作，並委托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負責整理陳獨秀的遺著，以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何之瑜接受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適，請求胡適為之作序。
1949年2月23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讀《陳獨秀最后論文和書信》，深喜他晚年大有進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這本小冊子收入陳獨秀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給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雖隻有3萬多字，卻涉及諸多政治問題，其中尤以對民主的見解，引起胡適的興趣。4月，胡適又一次仔細地閱讀《陳獨秀的最后論文和書信》，感覺這是陳獨秀“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欣然為之作序，並將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后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
胡適在序中說：“我覺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胡適說，陳獨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看得更透徹了：“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和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
胡適讀著這樣的文章，感覺到老友和自己的心又越來越近了。老友轉了幾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徑，如今又轉回到“美國思想”，他怎麼能不感慨系之呢？
1961年5月，台灣學者李孤帆給胡適去信，征詢收集、整理和出版陳獨秀遺文的意見。胡適開始對此饒有興趣，建議李孤帆首先應該設法找到《獨秀文存》，並答應自己將送來《陳獨秀最后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和《實庵自傳》。他知道陳獨秀的文章是難以搜集齊全的，就是搜集齊全了，在台灣這樣一個專制政體下，那些討伐國民黨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同時，胡適又說：“我把他的《最后見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見解，其余的許多黨八股是不值得再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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