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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陳獨秀知之最稔，由衷地欽佩他處事堅決果斷的態度，十分珍惜與他相交相識多年的友誼。盡管他們后來分道揚鑣，胡適仍對身處逆境中的陳獨秀施以援手，對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貢獻，始終予以肯定和褒獎，而晚年則又對陳獨秀作了蓋棺論定的評說。
“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即后來的《新青年》）雜志，開宗明義向世人宣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科學與民主的吶喊，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奮進號角。
此時，胡適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他在長詩《送梅覲庄往哈佛大學》中也明確、響亮地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神州文化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陳獨秀亮出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正急切地尋求同盟者，當他知道大洋彼岸胡適的思想和主張后，便極力慫恿胡適的同鄉朋友、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去函約稿，並讓郵去剛剛出版的《青年》。汪孟鄒在信中說：“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志一冊，乃煉（即汪孟鄒——筆者注）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與秋桐（即章士釗——筆者注）亦是深交，曾為文載於甲寅者也﹔擬請吾兄於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求撥冗為之所感幸。”
陳獨秀期望殷殷，胡適卻毫無反應，這讓陳獨秀著急了，又催促汪孟鄒連連去函，信中所表述的心情是那麼的殷切急迫，“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再三轉述，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雜志光寵”，“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適終於給陳獨秀來信，表示：“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他還將所翻譯的俄羅斯小說《決斗》寄予《新青年》。陳獨秀同意胡適的意見，並將《決斗》在《新青年》發表，認為《決斗》是“改良文學之先導”。他還在信中說：“中國百病，根在社會太壞，足下能有暇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告國人耶？”
胡適再給陳獨秀信時，大膽地提出了具體而又激進的八項主張：“（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話。（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1916年10月初，陳獨秀連去二信，對八項主張，“合十贊嘆，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只是對“須講求文法”和“須言之有物”提出質疑，並強調“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飄洋過海，轉到陳獨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載在《新青年》上。這篇文章對八項主張做了調整：（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胡適后來回憶說：“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於我的八條還有點懷疑。……但獨秀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后，就完全贊同我的主張。”其實，陳獨秀對八項主張並不懷疑，只是對其中的兩項質疑而已，在讀過《文學改良芻議》后，這點質疑也就拋之九霄雲外。他極為振奮，特意在文后的跋語中說：“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果，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親見其成，則大幸也！”
作為響應，陳獨秀很快便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他的態度更果敢更堅決。他說：“今日庄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中國“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此時，胡適遠在大洋彼岸的哥倫比亞大學，為撰寫博士論文已是心力交瘁。對國內蓬勃興起的文學革命，他也隻能隔岸觀火了。而且，歷來溫柔敦厚、膽怯怕事的胡適，面對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對”，已不願意事態擴大，竟給陳獨秀去信，表示文學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則不然，他義無反顧、一往無前，明確答復胡適：“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學革命就這樣方興未艾，修成正果。后來，胡適感嘆道：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的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當年如果不是陳獨秀如此不容討論余地，文學改革，白話文就不會有如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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