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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最先在他編輯的《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時，無聲無息，沒有什麼影響。后來，陳獨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個副本寄《新青年》。誰曾想一經《新青年》發表就風行上海，哄傳全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陳獨秀和《新青年》，胡適難以風雲際會，青史留名。正是因為這樣，胡適才十分珍惜這段友誼。他們之間無論分歧多大，他總是把陳獨秀當做朋友，親切地稱他為“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陳獨秀一生傾力於政治斗爭，自然成為統治者迫害的對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幾乎每次被捕，胡適都積極參與營救。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師警察廳逮捕。胡適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影響，通過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書京師警察廳，說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我們“與陳君咸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
1922年8月，已是中共領袖的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並沒囿於政治岐見，依然為其早早釋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總長顧維鈞，詳說陳獨秀一案的原由，並請轉告法國公使，“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請盡快釋放陳獨秀。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胡適得知后，便與翁文灝、羅文干致電蔣介石，希望能“依據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還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專題演講《陳獨秀與文學革命》。他說，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1）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2）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3）由他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陳獨秀對胡適多年來的關心深為感激，說：“此次累及許多老朋友奔走焦慮，甚為歉然。”就是在這封信中，陳獨秀勸告胡適勿要從政：“先生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流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
有趣的是，胡適也為陳獨秀不能專心研究學問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弟常與諸兄說及，羨慕陳仲子匍匐食殘李時多暇可以著述（陳仲子即獨秀——筆者注）﹔及其脫離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為不如前者苦中之樂也。”
次年11月初，胡適因事路過南京，行色匆匆，無暇探望陳獨秀。他唯恐老友誤解，便去函解釋：“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后南下，當來奉看。”他們的晚輩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釋。可是，陳獨秀卻不能原諒，以為胡適隻顧“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而將朋友冷落了，在給汪原放的信中還帶有怨氣地說：“我和他僅僅友誼關系，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
胡適倒不失君子風度，深知陳獨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難耐的寂寞和孤獨。他非但不抱怨陳獨秀，反而在后來途經南京時盡量擠出時間前去探望詢問，並給帶去一些書。這樣，兩個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轉眼，陳獨秀已坐了五年牢。幾年來，胡適為此焦慮費心，還專門找了國民參議會議長汪精衛，請其從中轉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適又來探視，並拿出汪精衛的便函，隻見上面寫道：“手書奉悉，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陳獨秀看后感激地說：“適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給你添麻煩。”不久，這封信公開發表，不出一周，陳獨秀便釋放出獄。
1938年8月，陳獨秀定居重慶江津。幾乎與此同時，胡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沒有忘記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讓陳獨秀參加“國防參議會”，卻遭到他的拒絕。后來，胡適又通過美國一家圖書公司，請陳獨秀去美國寫自傳，陳又婉言謝絕說：“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願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
當陳獨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時，既無家資財產，又要攜家帶口，生活十分艱難。老友汪孟鄒牽挂於心，隻得又給胡適去信說，陳獨秀“胃病復發，血壓高之老病亦發，甚至不能低頭寫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齡，使弟十分懸慮，未能去懷。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設法，為他籌得川資，使他與愛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歷旅行，病體當可易愈，因他體氣素強，諸事樂觀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語堂賣文辦法，陶行知演講辦法，該可生活無虞。此事國內友人均無力量辦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為此高齡老友竭力為之”。
這以后，汪孟鄒又多次去函，請求胡適給予幫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說：“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壓症，時輕時重，醫雲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較好。但為勢所阻，又無法離川。今年已六十三歲，老而多病，深為可慮，還要帶病工作，近著《小學識字課本》，售稿於國立編譯館，以資生活，亦太難矣。”
胡適認為，老友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便是來美國撰寫自傳，以稿酬維系生計。可是，陳獨秀卻一再拒絕，熱心的胡適再別無良策，當然也就暫緩書信，直至陳獨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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