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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願用舊瓶盛新酒 勿以舊酒盛新瓶
1930年2月21日下午，魯迅先生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針對當時上海美術界的情況發表講演。在藝術流派上，他全面支持“為社會而藝術”的現實主義畫派，他提出：“我們應將舊藝術加以整理改革，然后從事於新的創造，寧願用舊瓶盛新酒，勿以舊酒盛新瓶。這樣做，美術界才有希望。”
1933年10月，痛感到文化界越來越濃厚的懷舊復古氣氛，魯迅以“豐之余”的筆名，在《自由談》發表《感舊》一文，對光緒末年的“老新黨”學洋文，看洋書，執著於“圖富強”，由衷地贊美。對照當時的有些新青年，生在中華民國，受過“五四”熏陶，卻無視中國的落后現狀及面臨的重重生存危機，學起清朝遺老的作派，學篆字，填詞，勸告人看《庄子》《文選》，企圖要以“古雅”立足於天地之間，表達了強烈的反感，他慨嘆：“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
1934年5月，魯迅發表《論“舊形式的採用”》一文，對於舊形式，主張“採取若干”，既反對盲目拒絕，也反對整個捧來，而且指出：這些採用，“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
實際上，對於如何擇取傳統，融合新機，求得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新生，魯迅先生何嘗不曾困頓與彷徨。先生自小浸潤於傳統文化，深味個中的精髓和弊病。以后南京求學、扶桑留學，先生廣泛接觸了西方的科學文化和現代思潮，認識到改變國民精神的重要性，於是棄醫從文，又經過近十年的沉潛，才逐步成長為決絕的文化批判者和思想啟蒙者。然而，決絕斷然的態度之下，兩種文化的碰撞與取舍在先生的內心造成的矛盾與沖突始終存在。體現到書寫這事兒上就是———一方面，先生一直極力倡導使用鋼筆，他說鋼筆“使用者的多，原因還是在便當。便於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另一方面，雖然在南京、日本學習時用過鋼筆，但先生終究還是改用回細柔剛健的小楷筆“金不換”，為我們留下了七百多萬字的著作。而先生於生命最后戰斗的十年寫贈給友人們的條幅、對聯精品使用的則應是柔軟的大羊毫筆。可見，對於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書法，先生內心始終是珍重和難以割舍的。
在今天，砸掉什麼瓶子、保留什麼瓶子、拭擦什麼瓶子，罐裝些什麼酒水，依然是大問題。魯迅先生的書跡珍品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美好答案。先生確實擇取了毛筆、墨、舊體詩這些傳統文化的載體和形式，悉心加以刪增改進，然后轟轟烈烈地注入了自家的新釀。
隔了近80年的時空來欣賞魯迅先生的書跡珍品，風味尤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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